1941年12月，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给国共两党提出了战略和策略调整的要求与条件，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的支持，国民党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仍然基于与各党派尤其是中共的统一战线——这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而在敌后与日军进行艰难较量的中共也仍然处在战事严重摧残的状况，局面非常危险，资源的不足与匮乏使得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减弱与国民党的冲突和继续获取更多支持的必要性，何况“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继续在不同程度地限制与打击共产党的发展。
1941年12月底，原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从苏联治病回到国内，借苏德战争爆发可能产生的苏联对中共的难以顾及，蒋介石出于策略，要求一路对林给予款待，并安排胡宗南在西安与林彪晤谈，看是否有可能争取中共的转向。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强调了争取抗日胜利的重要性，但他告诉国民党，中共已经拥有“雄狮七十万”，成熟的政治与军事经验使得中共拥有更强的势力，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国共继续内战，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即便如此，林彪表明：中共继续信奉三民主义，并希望在公平原则下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1942年7月，中共为纪念“七七”抗战爆发五周年发表了与国民党重修于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其中的文字与“皖南事变”发生之后的政治调性完全不同：“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1] 在之后的国共谈判（7月11日）中，周恩来与董必武甚至对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承诺：目前中共拥有军队是暂时的，只要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制下，中共无需永久保留自己的军队；目前中共组织的临时政权是基于抗战的需要，共产党没有打算与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央政权抗衡。尽管新的国际背景和政治空气导致蒋介石很快表达了与毛泽东约谈的想法，但是，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的合作条件设置始终没有满足双方各自的基本目的：中共的条件退到“军队可以不扩充”“作战区域战后可以有所调整”，但作为中共政权的基础“边区必须合法化”，同时“共产党员必须享有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的要求却是国民党始终担心的原则问题[2]。国民党在这年11月12日至27日召开的五届十次中央全会中通过了《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3]不过，之后的双方谈判仍然没有多少效果。
到了1943年春天，国共双方边打边谈的局面再次处于僵局。国民党与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关于是否合作、如何合作的不同意见，但每有一次契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都会推动合作的可能性。可是在不同的时候，双方也反反复复，到了最后，国民党限制甚至瓦解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目标没有变化，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共产党军队从几万人发展到数十万人这一事实，为国民党批评甚至指责共产党“组织军队割据地方”“破坏统一”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无论怎样，中共在谈判中始终坚持中共的“合法化”，坚持军队扩编的要求，这让国民党党内太多的人充满顾虑——之前几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共会严格遵守国民政府统一的军令政令，而对于蒋介石来说，现在大敌当前的中国，也根本不是讨论建立多党共同执政的时候。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国际力量明显减弱，也就更加不在意中共为谈判提出的那些最基本的条款，他似乎想看看，陷入异常艰难局面的共产党究竟有多少砝码可以向国民党开价。
蒋介石的难处在于，基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要目的以及相互关系，他难以公开通过军事的手段去“防制”更不用说消灭共产党，但他又无时无刻地试图通过武力去围剿中共的根据地与势力，并通过宣传告知世人中共一直在为保存自己的势力巧言利舌迷惑人们，在事实上“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可是无论如何，在抗战处于僵持和白热化的时期，人们以及国际社会更多期待的是国共合作，以便集中力量有力抗击日军。而在中共方面，毛泽东的策略仍然保持在洛川会议上就说过的：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直至1942年6月，在延安的苏联记者对中共的军队是这样的印象：“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地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所以，日本人实际上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正为对苏开战准备其后方指挥所。”[4] 这位观察家在这年9月下旬还去了八路军控制的地区进行了考察并发现：中共希望通过日军与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最终，是为了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
1943年11月，国际形势再一次影响中国，针对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英美两国领导人在具有转折意义的开罗会议上希望与会的蒋介石进一步顾全大局，继续与延安中共合作，并提出了建立改变一党政府的“联合政府”。为此，蒋介石又一次放松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试图再次就合作与共产党进行谈判。毛泽东意识到抗日战争也许即将结束，之后的中国政治形势需要重新认真估量，出于策略上考虑，与国民党再举谈判是必要的。因此，毛泽东告诉他的战友：“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5] 可是，从此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与军事谈判不再有丝毫真实的目的性，双方对谈判的合作结果没有抱任何希望。蒋介石明确告诫同仁：“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为奉行三民主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6]；而共产党此时也改变了政治策略，以致周恩来在同时公开发表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中，已经提出了“从民主途径解决国共关系”，反对党治，实行民主的主张[7]。在国统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投奔延安时，中共也在通过地下党和其他方式向国统区实现渗透，通过各个渠道扩大中共的影响力。
1944年1月，基于日军的正面进攻以及美国可能在国共之间的干预，毛泽东告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延安联络参谋，中共希望再次与国民党重启谈判，以便调整国共关系。1944年4月，何应钦为谈判准备了文件《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在述及“方针：国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时，他加以内部注释说“过去中共不遵照中央规定之任务，对敌作战，并擅自调动军队，袭击友军，扩编军队，乃破坏军令之最著者；至于夺占地方残害官吏，擅颁与中央政令抵触之法令规章，私制货币邮票等，乃破坏政令之最著者。此种破坏军令政令行为，必须彻底革除，严格遵守国家之军令政令，方有解决方法。” 双方的谈判从5月3日开始，由政府代表王世杰和张治中与中共代表林伯渠磋商，但是直至6月5日，双方没有一致同意的文件得到签署。原因是谈判期间正值日军一号作战计划实施，国军在正面战场失利，毛泽东在谈判的过程中不断加码。之前，国共之间的谈判主要限于军事力量的安排，例如去年林彪提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扩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中各自斟酌，在日军不断推进一号作战计划并至洛阳陷落（5月25日）之后，毛泽东坚持的条件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要求，而已经涉及全国性的政治要求了，例如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以及地方自治。6月5日，中共甚至召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研究如何进行未来的城市收复行动。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Wallace）访华，他希望蒋介石同意美国安排美军顾问团派遣一个调查团去延安，蒋介石对此非常抵触，他告诉华莱士：“中共已放弃对日作战之任务，展开夺取政权之阴谋，并企图乘国难时机，完成其必备条件；……” [8]。
美国试图透彻地了解延安，以便制定更加符合中美之间甚至美苏之间的政策，罗斯福接受建议希望国民党同意派出美国使团到延安，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他担心美国受到延安的蒙蔽而对中共给予支持，以后将面临巨大的麻烦。无论如何，越来越对外界有影响力的延安刺激了罗斯福强烈希望蒋介石的支持，在几乎是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下，蒋介石同意了华盛顿方面的安排。7月22日和8月7日，第一支由懂得汉语曾经是驻华武官包瑞德（David D.Barrett）带队、共计十八人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团（被称为“迪克西使团”）乘美国空军C-47货机分两次抵达延安，之后的情况是重庆与延安之间运送美军观察团成员的航线没有间断。的确，这对于中共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这时的中共不仅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还指望以后与美国合作，以便最终替代蒋介石。在延安的迪克西使团成员显然是毛泽东非常希望利用的对象，他通过英语极好并熟悉西方人习惯的周恩来与这些美国人保持密切的沟通，为了争取获得美国的好感，毛泽东甚至还考虑过是否更换共产党的名字[9]。延安面对迪克西使团成员的表现非常有效，以致谢伟思和戴维斯非常认可延安的未来，如果国民党不彻底改变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中共终将打败蒋介石。这里的问题当然是，美国希望中国建立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政权，延安的一些政治生活也许也给予了美国人以符合民主社会标准的想象例如“精兵简政”和边区政权构成的“三三制”（除了共产党占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外，另外的席位分给中间力量和民众推选出来的人士），此外，延安四处能够看得到来往的年轻人以及感受到他们的热情甚至欢声笑语——尽管迪克西使团的人对“整风运动”关心甚少，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经常看到的骨瘦如柴难民、瘸腿残废的乞丐以及妇女儿童可怜苦痛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员们几乎相信支持延安比支持国民党更加具有建立民主政权的可能性，这样很自然地就可以避免苏联对中共的过分影响。总之，美国的确进一步地参与了中国事务，培育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相应的自由企业进而推动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和战略利益是美国的历史使命，但是他们对延安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观察与分析得非常少，他们用西方的逻辑与平衡来安排他们认为可能的事业，这使得即便在美国内部例如赫尔利与那些使团成员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观点差异。
这年9月，国民党决定利用参政会将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问题公之于众——公开谈判文件，试图让人们看到，中共如何“言行不一”，国民政府又如何“光明磊落，开诚相与”，的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那些参政员才知道：中共的军队已经发展到47.75万人，还有民兵120万；同时，中共已经建立了15个根据地政权并有自己的政府。然而，中共此时的策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文章，其中的含义与之前谈判的任何政治要求已经迥然不同，文章告诉人们：国民党“在整个谈判中，抱着自大与武断之精神，企图以国民党一党一派之私利，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而强迫他人服从之”，因此，共产党对国民党“法西斯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决不服从。于是，在中共看来，此刻思考合法性问题的不再是共产党，而应该是国民党了。而中共此时能够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来，无疑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独裁导致的在政治、军事、社会甚至文化领域的失败而失去民心，中共借之前七年抗日战争所获得的政治与军事势力的壮大达到了可以对国民党有效抗衡程度的结果。
华盛顿当然注意到了国共之间的矛盾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抗战，另一个问题是，在未来战争结束时，中国将如何统一？对于美国和蒋介石来说，解决中共问题已经是当务之急。之前以总统特使身份处理史迪威危机的赫尔利将军开始深入调停国共之间的争端，在蒋介石的同意下[10]，1944年11月7日至10日，赫尔利以民主国家的公平心态带着国民政府核心为“中国仅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的五项条件与延安讨论，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代表美国与中共建立关系，而是关心在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之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执，同时，尽可能设法消除苏联对中共的思想影响，以便延安的军事基地和政治资源也为美国所用。赫尔利年轻时获得法律学位，28岁就是塔尔萨市律师协会的主席，正如同样在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Davies）注意到的，“赫尔利到达延安时，想的是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同共产党联合起来，这与说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家危急时接受两党合作没有多少差异”[11]。在回到重庆之前，赫尔利自以为延安之行协助国共两党达成了一个符合双方要求的协议，在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合作建议书上签字之后，赫尔利也代表美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2]， 作为一个美国人，赫尔利完全看不清楚作为中国人的蒋介石尤其是毛泽东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在12月24日给国务卿斯特丁纽斯（Stettinius）的信里乐观地写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所秉持的原则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原则之间，即使有所分歧的话，分歧也不是很大。” 这时，美国已经表示可以与中共合作[13]。
赫尔利带回给重庆的延安文件表明，中共修改了国民政府的五个条件，其中最大的修改是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尽管中共强调了联合政府将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将美国人喜欢看到的也是中共此时需要的正义、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人权内容写进了建议书条款，但是，中共的核心问题是在政府里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国民党清楚，一旦组建联合政府，将意味着“训政”失去意义，在蒋介石看来，联合政府不过是共产党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一个步骤——蒋介石之于赫尔利对中共的不了解和缺乏中国经验感到非常震惊，的确，赫尔利不清楚在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与在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在赫尔利看来，正如斯大林所评价的，中共不是真正意义的共产主义者，而蒋介石则非常清楚中共与苏联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关联。随赫尔利回到重庆的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有过再次商讨，在11月22日的讨论中，周恩来坚持“联合政府”，而王世杰告诉他：训政党治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蒋先生亦无自由决定之权”。赫尔利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他告诉毛泽东，蒋介石同意中共将是一个合法的政党，但是，军队必须交给国民政府，而正是这一点，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关键，前者要用武力保住政权，后者指望用武力夺取政权。赫尔利调停失败，但是他于11月29日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民主政治需要规则与执行规则的信用，1945年3月，当国民党希望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制宪的路径来实现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时，中共周恩来则提出召开党派会议。中共不同意国民大会的代表组成——中共认为这个于1936年由国民党操纵产生的大会代表在此时已经不具备合法性，也就不相信这个会会产生什么像样的宪法。直至4月2日，魏德迈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仍然坚持美国只与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合作。1945年5月，美国在国共之间的调处因无效而停止，结果是，蒋介石越是拒绝合作，人们越是对国民党表示怀疑；毛泽东越是主动提出合作，人们越是对中共产生好感。无论如何，军事失利，经济危机以及社会普遍对国民党的反感，让中共认为正是积极向国民党政治进攻的大好时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体决策影响着各个战区策略的制定，以致，正如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要与苏联合作一样，为了尽快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华盛顿一度也从完全支持蒋介石转向赞成国共组建联合政府[14]。
的确，抗战从结果上看，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空前提高，人们注意到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正是中国战场，拖住120万人以上的日军，这个数字占日本派出海外作战的军队超出一半。但是，只要清楚在战争结束前苏联对中国的开价，很少中国人会给予认可：当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时，斯大林坚持雅尔塔密约的基本内容，他的内心保持着1905年俄国输给日本人的记忆，他希望将日本所据有的殖民特权以及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所享有的通商口岸统统纳入苏联的利益范围。之前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密约》虽然明确了苏联在德国投降之后协助中国对日宣战，但是，条件是：1，保存外蒙人民共和国现状；2，苏联恢复过去俄罗斯帝国的权利，大连商港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拥有特殊权利并必须给予保障；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的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组公司联合经营，保障苏联的特殊权利。总之，这个密约与《九国公约》《大西洋宪章》和《开罗宣言》明显不吻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来看，争取苏联的合作不过是让一个独裁者去打另一个独裁者，而雅尔塔交易的结果，是美英通过中国的高额支付对中国与民主希望的出卖，无论罗斯福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
既然雅尔塔会议已经做出了苏军参战的决议，这使得蒋介石必须思考在苏军进入中国后的东北、新疆以及中共问题究竟如何处理。他尤其认为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导致未来苏军对中共的支持。赫尔利出于担心未来的格局，也曾向王世杰解释为什么要及时介入国共之间的谈判：“美国之意在防止苏联于加入远东战事后承认中共政府为对手。”[15] 然而国民政府与苏联的谈判涉及到若干主权与外蒙问题，从6月30日在莫斯科的开始谈判直至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当天[16]，双方才签署了《中华民国—苏维埃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的内容正是基于《雅尔塔密约》的基本内容。[17] 在第二颗原子弹投下长崎这一天，斯大林提醒宋子文：中苏如果不及时签署友好条约的话，中国的东北将会落入蒋介石的敌人共产党的手中——这正是蒋介石非常担心的问题。在之前7月9日这天，斯大林明确告诉宋：“中国必须只有一个政府与一支军队”。现在，斯大林重申苏联仅仅承认并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苏军将会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三个月内撤离中国，其他条件基本上坚持了雅尔塔会议的安排。蒋介石当然清楚代价的严重性，他清楚一旦拒绝苏联的条件，斯大林将很可能会支持在意识形态相似的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斯大林并不支持中共作为未来中国国家的政治主体这一重要立场，他同意了。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2] 《毛泽东致恩来转林彪电》，1942年10月25日。
[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794页。
[4]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7月9日，弗拉基米洛夫还有这样的记录：
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犯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
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这些明显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解放运动，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并造成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而国民党的力量，在目前来说，是非中共所能望其项背的。（第36页）
[5] 《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18日。
[6] 蒋总裁训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之准备注意事项，1944年3月15日。
[7] 参见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1944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573页。
[8] 《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第145-148页。
[9] 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于1944年8月22日，即美军代表团正在延安考察期间时写道：
今天，毛泽东把我召去，对我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给我们党重新起个名字，不叫‘共产党’，叫个别的名字。这样对特区形势会更有利。特别是跟美国人打起交道来要有利一些。”（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此外，苏联联络员孙平记录，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在考虑改变党的名字，不叫‘共产党’，而叫别的什么。这样形势会对我们更有利，特别是在跟美国的关系上。” （转引自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
[10] 蒋介石在1944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准哈雷（赫尔利的另一个译名——引者）调停，如其果能照其所言方针进行成功，则于我有益，若其调停失败则于我无损，而匪之拖延诡计可以暴露矣。”
[11] Davies， China Hand ,p.136.
[12] 之后国务院坚持表明这个签字并不代表美国，而仅仅是作为一个证人的签字。
[13] 1944年11月初，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Davies,魏德迈参谋部的政治顾问，他是最早提出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团去延安建议的人）对延安进行了考察。考察的分析结果是：美国担心延安与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合作如果发展下去，将会影响到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只要延安不受苏联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的控制，中共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美国可以考虑与延安合作。美国甚至还草拟了一个美军在中国登陆作战的合作计划——为中共提供5万人的武器弹药用于配合攻击日军，让中共考虑。
[14] 事实上，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John S.Service）于1944年9月在延安考察时，也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看法。但是最终，美国对与中共合作没有信心。1945年4月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赫尔利修正了他之前事实上造成国共两党的冲突加深的策略，宣布美国只与国民党合作。
[15]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版。
[16] 签署时间为8月15日凌晨6点，文件注明时间为14日。这是基于14日日本还没有正式宣布投降，如果使用15日，该协议中注明对日宣战即不被成立，协议无效。
[17]由于中国政局发生变化——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台湾中华民国控告苏联违约，经过联合国第六届常委通过，1953年2月25日，“中苏友好条约”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