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949-1953 两个政权的对峙【中共政权的巩固 04】

唠唠叨叨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时期就不受当局欢迎，新政权的领导人知道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新接手的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需要他们的支持。问题是如何能够让知识分子与党的要求保持一致？知识分子不可能像地主甚至资本家那样是一个阶级，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并用他们的知识与技术来为新政权服务也许是一个有效并合法的路径。早在1949年5月政协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党已经安排了后面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制定了“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政治教育”的政策。1950年6月6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恢复使用延安整风时期那样的语气来表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安排:“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新政权之初，人们对眼前的一切判断有两个基本的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旧社会”与“新中国”。至少，在内战最后两年以及共产党开始接管城市期间，国民党的溃烂与共产党的所向披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人们渴望改变，并看到了改变的可能，因而将希望投向了之前不断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共产党；至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给予那些曾经深受国民党腐败和无能之害的人的印象，是充满活力与欣欣向荣的。否则，很难解释之前敢于抨击蒋介石政权，痛斥孔、宋贪污，最终坐牢的马寅初为什么会在1951年6月1日上任北大校长伊始，就主动在北京大学开展“暑期学习会”，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教师和职员：“要建设新中国，北大要在大学中起模范作用，搞不好，对不起国家。北大是首都的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马寅初进而组织北大其他校长与教授响应周恩来的建议，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甚至邀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到学校授课。在毛泽东的批示下，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告诫眼前那些知识分子：通过改造，知识分子需要“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全国性地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运动由此拉开。

在之前的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对一个被认为是“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武训的批判 ¹ 。 7月2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武训被认定为“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毛泽东的看法是，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传》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毛的这次举动针对的不是地主，而是为地主阶级唱赞歌的知识分子。看来，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来解决那些对新政权和共产党不以为然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了。在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有这样的文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孙瑜在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并遭致人身迫害。在批判武训传的同时，主张武训办学精神的陶行知也受到批判。中共曾经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而现在，则被归到应该被清除的 “武训一类的错误思想” ² 。

在政治批判一开始就替代了学术争论的同时，知识分子感受到了自己身上“旧思想”的危机，这种感受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之后得到了加强。1951年10月23日，在《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里，毛泽东告知人们：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³

这些读上去具有建设性意味的文字在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中已经转化为具有强迫性的要求，文件要求学校的老师要向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以便从中发现“反革命分子”，要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建立党对学校和知识分子的领导。知识分子集中的机构开始卷入这场运动：12月1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思想改造学习的动员大会，1952年1月7日，全国政协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决定》。

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知识来自欧美，在“抗美援朝”的战争期间，根据党的要求，他们应该肃清“亲美、恐美、崇美”的思想，显然，应该学会“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钱俊瑞这样给知识分子定性：『固执地崇拜着英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羡慕着美国的「富裕」（他们看不见美国劳动人民的贫困）和「文明」（他们向往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堕落，忽视英美广大劳动人民陷于无文化的悲惨地位）。他们佩服英美的科学和技术到了迷信的程度。』人文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的自由表达上总是无所顾忌，在讨论中国未来的工业建设时，张东荪不假思索地就说：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技术本来没有阶级性问题，但是，这个时候，美国不应该被认为比苏联更强大，美国不过是必须打倒的帝国主义。结果，毛泽东认为张东荪是“严重的敌特分子”。梁漱溟天真地试图为张东荪的立场进行解释，但是毛没有理会。这样，燕京大学对张的判断是“一贯反共”“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必须给予猛烈的批判。可是作为物理学家的周培源与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必须表达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愤慨与指责。他接受的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教育，他不可避免被要求作“自我批评”：

我第一次在美国生活的四年里，我看到只有摩天大楼、汽车和剥削阶级挥霍无度的生活，但我并没有看到垄断资本家对普通群众的残酷剥削⋯⋯我错误地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好的，人民有言论自由⋯⋯我没有意识到，美国总统和所谓的政府官员是垄断资本家的奴隶，报纸上报道的政治辩论无非是一个个统治党派的相互攻讦。我1943年第二次去了美国，这是我一生中最可耻的一章。我以科学工作者的名义来到了美国，这个标榜自己是从事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但实际上，在1945年初，苏联在东欧的辉煌胜利已经说明了法西斯德国的最终命运⋯⋯我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却觉得这是我的“荣誉”。 ⁴

整个思想改造时期，写出自我检讨和批判的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大有人在：蔡楚生、曹禺、陈垣、费孝通、冯友兰、丰子恺、贺绿汀、黄药眠、金岳霖、梁思成、梁漱溟、茅以升、潘光旦、唐弢、吴宓、郑君里、周培源、朱光潜等，不胜枚举。

能够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国外教育的人大多出生于有钱人家，这些家庭被分类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或者封建主义，他们的思想总是与“旧社会”的封建主义或者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只能通过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才有可能将他们的立场转变到共产党和人民这一边。每个人的思想变化是不同的，其变化的真实性和内心思想状况也很难甄别。但是，知识分子同样与学校的职称、待遇有关，与地位、名誉与尊严有关。党接管了教育系统，意味着过去那种自由聘任和流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是中共为巩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领域根据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和思想改造的时期，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消灭敌对势力并建立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面相互关联，一个在改造期间被认为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教师，在职称与待遇上将遭到贬抑。对那些异常顾及面子或尊严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不同场合下的检讨与自我作践的文字，无疑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愿意的——无论他们的内心是否真的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有200多万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他们被要求拥护新政权，接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的学习，并在未来的研究和学术工作中接受党的领导，他们被告知并似乎也赞同：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人民”这个概念总是那些接受了社会主义理念甚至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容易认可的。对知识分子转变思想的要求是如此地强有力，以致使得那些学问高深的人在这个时候反而不知所措，例如顾颉刚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二十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

无论如何，经过了两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被规定开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各个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尽管“政治”与“业务”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中总是被任意调整与平衡。

的确，知识分子在任何时期的意见都没有成为政治领袖人物的决策依据，他们被请去开会与发言，去激励需要激励的对象。现在，他们被反复告知：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新中国急需巩固与建设，只有那些通过实际的劳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是被重视的对象，因此，当梁漱溟还在继续陈述他那被认为没有与“革命”联系起来的“中国问题”的时候，党和政府关心的是像郝建秀、赵桂兰这样的“劳动模范”，是战斗在朝鲜战场不怕牺牲的英雄——是文学家魏巍笔下所说的那些“最可爱的人”（1951年）。

文艺界显然是思想改造的重要领域。1952年，作为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解释者，周扬号召文学艺术家“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他说，与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相比，文艺工作成绩太小。原因在于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不够。 “毛泽东文艺路线，就是文艺上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就必须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没有这种结合，文艺创造就断绝了源泉，文艺工作者本身的思想改造也失去了依据。” ⁵ 周扬提醒说，文艺思想必须是无产阶级的，而不能是资产阶级甚至也不能是小资产阶级的。 “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才能正确地认识工农及其他一切阶级；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艺术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正确地反映工农及其他一切阶级；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艺经常地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实际斗争的需要相符合。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整个文艺工作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一切离开这个路线的倾向进行斗争。” ⁶ 这年的《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告诉人们，革命胜利之后，“大批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参加了革命文艺的队伍，从他们中间带来了一些旧社会的意识形态残余和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一部分来自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进入城市以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迷失了原来的方向，而文艺界的许多领导同志又放弃了或惰怠于思想领导的工作，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坑。”社论依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线”，社论还提示：“这个问题在批判《武训传》和文艺整风运动中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要认真地解决，还需要做更大的努力。”实际上，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在整个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并通过制度去保证这样的改造达到目的。的确，早在1949年7月2日，在党的文艺负责人的组织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改为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简称“文联”）就已经成立。周扬在成立会上做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他告诉824名与会者（包括有文学家、美术工作者、音乐家、戏剧家等各种艺术门类的人士）：

《在延安文艺座谈话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这种制度的建立是如此地系统，一直深入建立到毛泽东曾认为与革命无关的“绘画绣花”领域—— 美术家协会 ⁷ 。思想改造运动表明：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毛泽东以最快的时间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政府包括人民团体机构）以及思想领域的全面领导。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共有81位院士，除了有22位院士离开大陆（去台湾、美国或其他国家），大多数院士因为不同原因留在大陆。蒋介石于1948年12月为“抢救学人”让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安排专机试图让那些著名的学人尽快离开大陆。然而彼时，包括在海外的大多数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对新政府抱有幻想与希望，他们不是继续留在大陆，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从国外回到祖国。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大多数经历了严酷的政治运动和无端指控的知识分子不是以自杀的方式就是遭受折磨与凌辱致死，即便像物理学家饶毓泰（1891-1968）、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谢家荣（1898-1966）这些非思想人文而属于纯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因此可以这样来看，1951年至1953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事实上是之后涉及知识分子的若干政治运动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