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949-1953 两个政权的对峙【中共政权的巩固 03】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时，已经在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了：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外，即将于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¹

在政权刚刚取得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加有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陆续需要资金，持续进行“抗美援朝”的朝鲜战争比预设的时间明显延长，导致军费开支巨大，何况在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提出来“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增加财源一直是中共面临的大问题。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10月23日）希望通过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清理资源，控制财政开支，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任何政权对贪污与浪费都是尽可能给予减少与禁止的，只是处理的制度与方法不同。当增产节约的清查工作发现了这些现象并认为非常普遍时，毛泽东于11月20日在高岗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上批示： “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² 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进一步地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 ³ 到了12月8日，他告诉党内同志，要把“三反”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这时，毛泽东把“三反”已经视为巩固政权的一项可以使用暴力的政治运动。尽管毛泽东很早就提醒全党要廉洁奉公，不要学明代李自成起义军一旦进入北京城就开始搜刮民财享乐腐化，“三反”问题一开始似乎是针对党内的领导干部问题。但是，基于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所说：贪污问题主要发生在那些“承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的留用人员当中，这意味着审改社论的毛泽东这时将焦点并非放在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而是“占了全部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这部分国民党离开后的留用人员，斗争的主要矛盾指向的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在这时的毛泽东看来， “全国可能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⁴ 。

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毛在文件报告上这样批示：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以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⁵

从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到，“三反”进入高潮，毛泽东将斗争重点引向在内心早已确定的城市资产阶级。在过去的一年多，中共逐渐站稳脚跟，毛泽东认为可以调整统一战线里的成分，即从不全面出击转为打击工商资产阶级。事实上，“三反”很快带出“五反”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很早就树立并作为革命必备的阶级斗争意识。 在“三反”运动中，人们仅仅对完成党下达的任务指标更为看重，至于在检举揭发中出现的不准确和失误，甚至编造数据污蔑工商业主，却不去追究。 ⁶ 在紧接着的“五反”里，强制、逼供与暴力更加频繁和恐怖，毛泽东开始走向通过国家机器将工商私人财产国营化的方向。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指示：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⁷ 这时，按照毛泽东的逻辑，由于是针对资产阶级，所以他很干脆地要求对“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可以使用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手段，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党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很快，毛泽东又针对如何进行“五反”给出了具体措施，对守法与违法的层级进行划分，并将斗争的重心放在大中城市——这里的有钱资本家和工商企业多，即便很小的工商户也要进行评定给出守法与否的结论。他甚至给出了人数比例，守法户只有10%，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加起来是5%，大多数是半守法半违法，这样，绝大多数工商户都会被严格地清查和处罚——主要通过补、退、罚款，政府由此获得收入，在整个“五反”斗争中，有数十万工商企业受到政府的审查，部分资本家被捕入狱，大多数则通过缴纳税款和罚金试图摆脱恐怖，无法偿还现款的资本家必须签署欠约，以保证分期偿还。 同时，党控制着各地杀人的数量与比例。 ⁸ 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共也对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进行改组，将领导权控制在手中，甚至帮助资本家集中的民主建国会整顿，根据党的需要更换负责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与之同时，党开始在私营企业里建立党组织。 像之前的各种运动一样，不少工商业者难以忍受指控，自杀现象不断发生 ⁹ ，“肉刑逼供”是运动中普遍的手法。毛泽东告诫要尽量严防这样的现象，他通过同意枪毙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和张子善，表明他认事不认人，但是他的主要目标是资产阶级，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 “三反”“五反”运动不仅为新政权提供了财源，也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工商资产阶级的被消灭为很快要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五反”导致工商业停业和经济滑坡，影响国民经济，毛泽东又调整策略缩小打击的范围，例如制定“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这类不属于法律制度的政策。毛泽东也在资产阶级中间进行分化，针对那些向国家缴纳不同程度税收的资本家，根据他们的贡献大小来确认其守法的程度，即便认为他们仍然违法不小，例如毛泽东要周恩来大方一点，将定为“基本守法户”的荣毅仁改为“完全守法户”，他要让这个“标兵”在大资产阶级集中的上海和全国各个大城市中产生有利于运动的影响。与农村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消灭地主阶级一样，城市里的资产阶级也完全被新政权建立的国家机器打倒了。之后那些“灰溜溜、臭烘烘的”资产阶级只能在共产党安排的“公私合营”中寻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