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共之间的关系，在1937年的1月，延安就提出国民政府每月支付中共50万军费，不过，直到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谈判还没有结束，问题的焦点仍然是军队的指挥权以及相应的政治安排。但是，从一开始，一直在指挥中共革命的斯大林对中国的抗日局势的控制几乎倾向于依赖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与合法性上，中共与国民党不成对应。8月21日，苏联与国民政府发表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陆续援助中国的战机轰炸机、火炮武器、运输工具统统交付蒋介石支配，给国民政府的贷款也在不断增加，军事顾问与专家数批来到中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所有这些，都与中共无关——中共的武器仅仅来自从日本军队战斗之后的缴获。这时的斯大林清楚，如果继续支持中共，就意味着与国民党过不去，苏联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输出革命，而是让中国抵挡至少是消耗日军，以免苏联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向攻击。作为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总顾问的崔可夫（Vasily Lvanovich Chuikvo, 1900-1982）于1940年12月来到中国后，把斯大林的想法说得很清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很难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1]
然而，毛泽东清楚这个对于中共来说不利的背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党内也强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革命先于阶级斗争。可是从一开始，蒋介石与毛泽东都清楚，如果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将失去控制力，在两党的合作过程中，国民党担心中共重新获得独立壮大的可能，而中共担心被国民党彻底收编（不是改编），那样，中共的独立性便不复存在。由于战争已经全面展开，蒋介石已经命令红军参战，双方已经没有时间在政治安排上有太多的讨论余地，战事的紧迫性是如此地具有压倒性力量，以致，8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m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尽管这支军队仍然要接受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具体接受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的指挥，但是，共产党显然会继续保持这支军队的独立性：这支军队不仅可以公开并合法地从事自己的军事活动，并且从国民党那里也能获得稳定的财政支援——之前的共产党为维持军队的经济来源已经深感危机[2]。
与军队改编的同时是政治安排。但是，当蒋介石试图让国民党要员参与边区政府和任职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时，遭到了中共的拒绝。这表明，国共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即便是在国家存亡关头也始终存在，并影响着抗日战事。为了让国民党同意中共的政治拒绝，当蒋介石命令中共出动军队奔赴华北前线时（9月），毛泽东仍然保留了一个师按兵不动，作为谈判条件，以迫使蒋介石同意中共方案。这时，中共最迫切需要蒋介石发表中共宣言，以承认中共的合法资格，这个目的很快就达到了。9月22日，国民党同意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共发表如下《共赴国难宣言》：
一、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 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 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战线之职责。 [3]
无论蒋介石对中共或毛泽东个人的真实意图有什么样的猜测与理解，出于抗日大局和国内政治条件的局限，他在次日发表了与中共“宣言”共同构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事实的讲话：
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真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有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 [4]
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虽然双方的目标并未全部达成，之后也猜忌、矛盾与冲突不断，却也各自有所收获：对于国民党来说，合作既符合彼时的国内形势与民族大义，也事实上增加了抗日的力量；而之于中共，从军队的非法到合法，从严重的经济危机到获得国民政府的经费保障，从政治活动的局限性到政治行为的公开化，尤其是，在后面的合作中，中共继续保持了党与红军力量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意味着这次合作不仅使中共获得从危机到生机的决定性转变，也为中共未来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合法化的基础。在8月25日决定独自开展游击战的洛川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向干部说：
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为使我们的同志明了其工作，即使在和总部联络断绝的时候，仍能向共同目标努力起见，我乐于为同志们指出下述的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妥协阶段，在此阶段中，应藉自我牺牲，表面上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并奉行三民主义，但事实上只是掩护本党的生存发展；
第二、竞争阶段，以二、三年工夫，建立本党的政治与武力基础，并继续发展至能与国民政府抗衡而破坏之为止，同时极力消灭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的势力；
第三、进攻阶段，在此阶段中，深入华中地区，建立根据地，割断中央军在各地区的交通，使他们孤立而失去联系，直至我们反攻力量已准备成熟，然后从国民党手中夺取领导地位。 [5]
这个政策与中共自己的《共赴国难宣言》中的承诺显然不同，在国民党部分人看来，中共正是在利用民族革命战争实现自己的发展进而夺取国家政权，事实上，正是基于这个判断，蒋介石始终不相信毛泽东的抗日动机。与之同时，毛泽东的确也在寻求机会通过与日方和通过汪精卫政权与日军取得联系，以尽可能地减少与日军的战事甚至可能的话争取停战，保存中共的实力。正如毛泽东后来轻松而从容地对日本人说的那样：正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忙。[6]
10月，军事委员会命令将中共分散在江南地区的零星武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新四军，归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指挥，国共军事合作全面开始。不过，当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艰难抵抗日军推进的同时，中共领导的军队采取的是通过游击战的方式在敌后扩大自己的武装与根据地。这个局面让蒋介石始终不安，他一次又一次地强烈担心在如此艰难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有了充分的发展，以至于对国民党的将来会形成致命的威胁。的确，中共在不同的文件与主张中承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甚至也一度试图通过参与国民党三青团来表明对国民党的支持，但是，直到最后，也因为双方各自的政治信仰的不同难以实现真正的合作。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与自己的政治判断，蒋介石告诉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王明：“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持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7] 蒋介石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操作层面的可能性与国民党的安全，而在次月中共给蒋介石的回应则是宏大叙事和明确自身政治立场的：“……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地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8] 将三民主义信仰解释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蒋介石在谈判中策略性地告诉共产党人“孙中山所说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9]，这样，中共的政治立场从一开始就与国民党迥然不同，而三民主义则是蒋介石的基本政治底线，在第一次合作失败的经验基础上，蒋介石拒绝中共再次参加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方式就很容易理解了。事实上，在国共合作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甚至还讨论到了共同组建一个“大党”的可能性，在纷乱与复杂的矛盾与事务中，国民党于1938年初提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和“一个军队”的主张，以强调抗战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指挥与步调一致[10]。这个主张当然是针对中共在开始的合作中与国民党之间发生的不协调与冲突而制定的。中共开始不以为然，王明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文章给予批驳（《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不过很快，毛泽东也试图尝试是否可以通过组建一个“大党”来谋求合作与发展。之后，国民党建议通过共同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来策略性地尝试两党以及其他党派“溶为一体”的合作，但当中共提出具体合作办法再次明确参加此联盟的各党派在政治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时，蒋介石也再次强调了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并要求“不仅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11]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干脆这样解释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他完全不同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样的口号，他同意刘少奇的解释，所谓“一切经过”就等于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但是，他没有向党内解释既然用“蒋介石和阎锡山”代替了“统一战线”，那么前面一句“一切经过”又如何解释呢？[12] 毛泽东没有顾及这些文字上的策略，他的核心问题是重大决策是不能完全听凭国民党的，他干脆这样来向党内同志提出策略：
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 [13]
国民党将中共的这类安排与其“宣言”进行对照，显然会产生极大的疑虑。事实上，到了1939年夏初，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改编时的三四万人，发展到二十二万人，所控制的地区已经远远不限于陕北与甘北，而发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以及山东大片敌后地区范围，同时，国民政府的军令与政令也经常失效，中共的势力在迅速发展中，直至1939年底左右的时间，中共已经拥有了一支指挥自如、数量超过五十万人的队伍。这样一个事态加剧了蒋介石的严重不安。因此，国民党于1939年开始起草《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份拖延半年的文件表明了国民党开始从政治与军事上高度警惕并限制共产党的发展，文件针对中共的政治与军事行动进行了规定：在军事方面，规定“八路军与新四军必须遵守军政部统一规定，绝对不准自由招募，尤其不准就地筹粮或收缴民枪，乘机扩充私有武力”；在党务方面，“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荒谬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在行政方面，“绝对否认共党所谓‘陕甘宁边区’之组织，中央应即决定认此为地方问题，授意各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14] 实际上，出于尽可能争取国共的抗日合作，1939年3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和之后出现的晋察冀绥边区政府，仍然被国民政府所允许，尽管这已经表现出与双方公开制定的规则不符。同时，国民政府也允许中共在重庆、成都、西安设立办事处，并在重庆开设《新华日报》，从事书店与发行。但是，这对于中共来说远远不够，因而中共继续不断发展未受到国民政府认可的政权和军事力量。共产党的理由是，如此发展有利于抗日队伍和力量的壮大，而在国民党方面，这样将完全失去抗日战争的指挥权与主动权，并有改变国共两党政治与军事势力对比的巨大危机。1939年秋天，周恩来去了莫斯科，周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从苏联那里获得武器和军需以便扩充中共军事实力，并再次确认了他早就知道的苏联对中国抗日的立场：主张全国合力抗击日本侵略，而不是与国民党搞摩擦，削弱抗日力量。尽管如此，国共两党针对控制地区的调整、划界以及指挥权力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来来往往的谈判与沟通，但国共两军的摩擦却仍然在不断加剧，并于1939年年底在国共两党双重政权的宁县与镇原发生的军事冲突达到高潮。自此，双方的军事摩擦从局部发展到全国各地——中共此时已经取得了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与之前的情况不同，中共开始更多地借用军事上的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抗衡来争取更多的利益。1940年5月4日，针对新四军领导人项英不同于中共中央的看法——党内将项英的看法概括为“严重的右倾观点”，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此时作为中共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发出指示，要求其独立自主发展中共军事和政治势力：
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15]
大量的历史文件表明，中共在利用抗日战争这个最大民族危机中，发展了自己的队伍，新四军当初的定编是12000人，之后的发展超出了10万人。在与国民党的不断谈判与政治博弈中，中共逐渐获得了政治与军事上的筹码，其中，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中共利用民主社会的手段——“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获得了全国范围的道义与政治上的支持，使得蒋介石的政治策略陷于深深的被动——日军的推进以及国际形势的严峻让蒋介石既不愿意放任中共的发展，又无法对中共的军队实施全面而彻底的围剿。而中共在这样的局面下，没有认为之前的各种合作承诺是独立自主发展势力的障碍。就在给东南局的命令中，毛泽东对新四军的指示非常具体，谓：不用顾忌司令长官顾祝同等人的批评、限制和压迫：
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 [16]
项英对执行中央的命令仍然犹豫不决，但是，新四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已经开始具体地执行着中央命令。与之同时，中共与国民党不断讨论着满足双方的要求，例如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扩编，进而中共要求作战区域进一步扩大至山东全省和绥远，增加军饷。另一方面，军事委员会从7月就命令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方面赴黄河以北作战，长江流域交给国军，而其执行总是受到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拖延与计划修改。当顾祝同发现新四军没有按照统帅部要求移师江北而认为是对国军第四十师攻击时[17]，根据蒋介石的军令，他决定及时制裁。1月6日至14日，在七天的军事冲突中，国民党顾祝同军队歼灭了新四军近万人，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项英、袁国平等高级将领在逃离战场的途中被副官击毙，是谓“皖南事变”。这个事变让蒋介石在全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面前的处境非常难堪——尽管他对向新四军动手没有丝毫后悔[18]：正当全国上下与日本进行殊死战争，中国军队内部却再一次发生公开的内讧。国共双方在如何解释这一个事件上当然各执一词，与国民党关于中共不守军令的解释不同，中共将这一事件视为日本与国民党亲日派的一次合作的结果，甚至以拒绝参加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无论如何，友军之间的惨烈残杀对外界和国际社会产生极负面影响。之后，尽管蒋介石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但余下九万人的新四军继续接受中共领导——中共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国共双方的合作面临巨大危机。次月，由于与国民党破裂的意图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响应，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对国民党要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这样能够不妨碍蒋介石的抗日，保存中共实力是毛泽东首选的策略。正如像1940年10月1日——这已经是中共与日方互有沟通一年之后，在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的一篇报告中陈述的那样：
中共方面最终的目的，乃是打倒重庆政府，取而代之掌握全国政权。但是中共目前的实力还非常薄弱，并没有取代国民党夺取政权的实力。所以共产党军现在的任务乃是让日本和重庆政府尽量陷入长期的战争，并且在这期间积蓄力量。因此，国共两军冲突不利于扩大自己的军队，在表面上服从重庆政府，私下却为了让重庆政府不和日本议和，进行阻扰。因为如果日军和重庆政府战斗的时间不够长的话，共产党军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壮大自身。 [19]
之前，中共不断宣传国民党存在危险的投降势力，甚至试图让莫斯科同意并支持对蒋介石的攻击。可是，中共并没有在蒋介石的言行中发现之前猜测可能投降日军的任何痕迹——最初毛泽东告诫党内蒋介石可能会叛变日本，却发现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的军队，中共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或许与国民党妥协也不失为一种顾全大局、养精蓄锐的办法。以致到了3月，毛泽东对前去重庆谈判的周恩来给出的中共在谈判中索要的东西的指示也仅仅限于“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20]，以便保持双方的缓和。在1941年3月18日的一份指示中，毛泽东告诫党内：“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21]
事实上，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仍然不是难事，麻烦在于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民众与国际社会均不会同意。国共双方各自的顾虑使得之后国共两党又展现出了合作与妥协的姿态，不过，这一切已经不能够将国共两党继续粘连在一起了，“皖南事变”之后，中共的军队几乎脱离了国民党的指挥，国民政府不再向中共的军队提供军费，而中共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法令法规，设立银行，自发货币[22]。总之，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四五年的时间里，中共在军事、政治以及影响力方面获得了明显的发展，但是其军事实力仍然薄弱。
当9月日本近卫内阁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决定日军南下之后，苏军便有了机会将驻扎在远东的军队调往莫斯科，这自然意味着苏军与接受苏军支持的中共军队减少了被日军攻击的可能性。在如何看待此时的国际形势方面，毛泽东这时甚至有在国际上建立德意日苏联盟，在国内与日本结成同盟的考虑，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共最主要的敌人是蒋介石，虽然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署了中立条约，仿佛中共也可以跟随苏联与日本携手，但这个想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没有任何可能再提出了。[23]
注释：
[1] 转引自李庆山：《正面抗战真相》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
[2] 蒋介石在他的《剿匪战史》中写道：“政府自收编匪军后，其所编成之三个军六个师及五个补充团，均依照国军同等待遇，按期发给经费，而匪党从政府领到之经费，并不发与部队，却就地津贴其外围组织与文化机构，用作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抗战阵容之组织、宣传、渗透与颠覆工作之政治作战经费，如重庆《新华日报》及各地之‘生活书店’以及《群众杂志》、《解放周刊》，延安之‘抗日大学’，‘陕北公学’等，全系由此军费开支，但欲诬我政府歧视第十八集团军，不给与国军之同等待遇。”（本书转引自远藤誉：《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明镜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103页）
[3] 《解放》（周刊）第十八期，1937年10月2日。该“宣言”全名为“共赴国难宣言”，落款机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时间1937年7月22日。2014年7月7日，值“七七事变”77周年之际，国民党人郝伯村参观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由于馆内关于国民党的描述和资料太少，以致郝不得不问纪念馆有没有《共赴国难宣言》，回答是：“没有。”
[4] 转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823-824页。
[5]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在不少历史书中都有引用，例如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远藤誉的《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明镜出版社2016年版）中，作者也引用了毛的洛川讲话，作者说，“这些密令”由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下骑兵连担任支部书记的李法卿于1940年对外说出。远藤誉还介绍了他的资料来源经过：
这些情报在1977年梅良眉所著的《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战策略之研究》（正中文库）的第三章第四节“毛泽东对八路军秘密指示”（41-41页）有所记录。
书中记载这些情报是从以下两册文献中引用而来。
《剿匪战史》第11册、1035页。
《中共党的策略路线》、张浩之讲演原稿附录。
《中共党的策略路线》的编者为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出版时间为1956年。李法卿的证言以讲演的形式被记录在该书第68页的附录中（但该书没有披露真名，而以“独立十八集团军某部共产党支部书记×××君”名义），该书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剿匪战史》的作者为蒋介石，编辑时间为1962年[中华民国51年]。也可见《第八路军中国支部书记李发卿揭述中共在抗战期中整个阴谋》，出自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357-358页。
[6] 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通知延安，并授意中共可与受侵华日军认可的南京汪精卫政权联系，必要时联汪反蒋，这意味着是联日反蒋。出于高度保密，毛泽东将联络汪政权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王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共50年》中写道：“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同时命令停止抗击日军和汪精卫的军事行动。”（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饶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后，将与日汪商谈反蒋合作的任务，交给了新四军情报部长潘汉年。1939年秋天，潘以“胡越明”的假名在上海通过袁殊（[1911-1987]1931年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共，1933年，作为中共间谍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该组织于1927年由CC设立，1938年后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在国民党工作的同时，袁殊对外的身份是“新声通信社”记者。1935年5月，因共产国际身份被国民党逮捕，为岩井帮助释放，后为日本情报机关“岩井公馆”负责人），偕同去见日本在上海总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岩井英一（1899-），寻求后者的帮助，基于潘汉年“是给日方提供情报的人员”这一判断，岩井还发给了潘“特别通行证”，以便工作。同时，潘每月还在“岩井公馆”领取发自日本外务省的2000元港币的活动费（相当于1939年一个香港华人警察五年的工资）。根据现有文献记录和原始资料可以发现，在岩井与潘见面之后，岩井委托潘“写一份关于中共内部情况和今后动向的报告书”，年底，潘汉年向他提交了一份日语文件80页，题为《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的完整报告，该报告介绍了新四军在江南地区尤其是皖南地区的活动和方针，介绍了新四军的游击战和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尊崇态度（在日本外交史料馆里，这份文件是时间为1940年3月23日的“机密第795号”）。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之后，中共将香港情报机构移向上海，潘汉年更经常与岩井见面，以致岩井安排了专门联络人保持联系。岩井这样描述见面的情形：“见面地点通常是在从外滩进入南京路后走百米左右左手边外国人开的巧克力店里。”（《回想的上海》，《回想的上海》出版委员会1983年版[昭和58年]）。岩井在他的这本书中回忆了之后潘希望他作介绍人与日本军方见面议和，他这样写道：
某一天（1940年3月之后——引者），潘汉年通过袁殊主管，向我提出共产党希望和在华北的日军停战，希望我能够和日方联络帮忙进行交涉。我虽然对军事的事情一窍不通，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和共产党军队战线犬牙交错，就算要停战也会有许多具体如何实现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我被人拜托事情的时候，就算是觉得不可能也不会一上来就拒绝掉，而是尽自己的努力帮忙。所以关于潘汉年的这个请求，我决定先去拜托影佐，看看他觉得可不可行，所以就在联络了他之后，让袁殊带潘汉年去南京的最高军事顾问公馆和影佐见面。最后和预计的一样，似乎没有显著结果。并且当时，潘经过影佐的介绍也和汪精卫主席见了一面。估计他们之间可能商量了关于和汪精卫政府和平部队之间停战的事情，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结果。
尽管如此，正如前面所写的：在上海和张学良密会，为了让蒋介石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到敌方占据的南京和陈果夫见面，并且来到正处于战争状态的日本掌控区域中，通过兴亚建国运动的袁殊和陈孚木来接近我，又以在华北停战谈判的名义和当地日军的重镇影佐见面，甚至和新政府最高领导人汪精卫见面⋯⋯从潘汉年沉静的外表上，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他是哪来的勇气，如此三头六臂的活跃，实在是令人佩服。（原书165页，本书转引自远藤誉：《《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137-138页）
1942年秋夏（9月），潘汉年与早年为中共党员，之后参加国民党而此时为汪精卫政府76号特务机构的负责人李士群见面，跟着去了南京见周佛海，商议两军互不攻击。1943年春天，潘汉年通过李士群会见了日本陆军的都甲大佐，仍然是讨论中共军队与日军之间互不侵犯。周佛海在其1943年3月2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
筱月（周的部下邵式军）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
于1942年5月被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在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结束的1945年8月18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
8月21日，弗拉基米洛夫还记录道：
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引者）跟我解释了好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
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之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
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就译成密码，发往延安。（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563页）
中共取得政权之后，“高、饶反党联盟”之一的饶漱石于1955年4月1日被正式逮捕。之后，基于毛泽东要求党内高级干部主动交代历史问题，否则“罪加三等”，曾经在工作中与饶漱石有牵连的潘汉年向华东组组长陈毅递交了1943年见汪精卫经过的文字材料，陈毅又将潘写的材料转交给毛泽东，毛批语：“此人从此不能信用。”4月3日，潘汉年被逮捕，囚禁终生。这些举措被认为与毛泽东试图消除这段历史痕迹有关。当年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 秘书长 、潘汉年问题审查小组组长的罗青长于1995年3月写过一篇《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中有这样的表述，印证了潘汉年的所有工作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
我们三个人（另外两个小组成员：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引者）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招待原日本陆军中将远藤三郎一行时说：
你们（日本皇军）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说：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0-461页）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和黑田寿男一行访华代表团见面说到中华苏维埃逃亡延安的历史情境时，有这样的表述：
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至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毛泽东思想万岁（下）》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译，三一书房1975年）
1972年，中日建交，毛泽东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达了关于日军侵华给中共发展机会的看法：
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啊？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7] 《陈、周、博、吴、董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2月13日。
[8] 《中共中央致恩来转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电》，1939年1月22日。
[9] 转引自杨奎松：《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10] 即便如此，1938年2月，当朱德担任了第二战区东路军司令时，阎锡山和卫立煌还调拨来7个半师交朱德指挥。
[11] 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9年，第1037页。
[12] 王明在一次与毛泽东的谈话中，针对刘少奇提出的这个表述反问：“按着少奇的说法，结果就是‘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等于‘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口号，所以是不正确的；但同时他又说‘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按着他的逻辑，这就等于是‘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口号）是对的。难道天下竟会有这样的逻辑吗？”（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13]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04页。
[14]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1940年。
[15] 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27页。
[16] 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缘故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27-728页。
[17] 考虑到从镇江渡江这个路线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与新四军发生武装冲突，蒋介石为了避免项英部加强冲突中新四军的力量，要求项英部队由江南原地（皖东）北渡。毛泽东没有按照要求行事，要求项英部“走苏南为好。”毛没有通知国民军事委员会，项英按照毛的指示改走苏南。1月3日，军长叶挺接蒋介石重申走皖东路线的电报：“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项英发电报给蒋介石核实最终执行路线，但电报在毛泽东手中扣下（中共任何将领不得直接与蒋介石联系）。在没有接到回复的情况下，项英继续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进军。4日，叶挺、项英部进入国民党驻扎区，因事先没有沟通，被视为挑衅进攻国军，6日，顾祝同命令对项英部“彻底加以肃清”。9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告知延安项英部遭遇，毛回答不知情。10日，项英再次电报给蒋介石，仍被毛扣下。12日，毛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要求：“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13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并尽快征求苏联意见，希望支持中共军事攻击国民党。1月15日，周见苏联大使潘友新，无果。之后，毛与季米特诺夫联络并希望转告斯大林“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2月23日，斯大林批准季米特诺夫写给毛的命令：“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根据中共党史有关暴力清算AB团的资料，“皖南事变”也被认为是毛泽东对党内宿敌项英的一次消灭机会。（参见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版）
[18] 1941年1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为新四军事研究颇切，然决心甚坚，对此事正应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即使俄械与飞机停运亦所不惜也。”
[1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被支的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84页。本书转引自远藤誉：《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明镜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页。
[20]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3月12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32页。
[21] 毛泽东：“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56-757页。
[22] 从1941年到1944年，延安也通过种植鸦片寻求到了不菲的收入，以解决中共的经济危机，苏联材料表明：至1943年，中共销售了44760公斤鸦片，价值24亿法币。而这个期间，国民政府正在为华北因旱灾和蝗虫导致的饥荒焦头烂额。这次饥荒导致30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成为难民。
[23] 王明记录了1940年10月他与毛泽东的一次争吵，当王明针对毛泽东说“应当作的事不是去搞什么英美法苏联盟，而应搞德意日苏的联盟”的看法问“为什么”时，毛泽东回答：“德意日他们都是贫农。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好处？即使我们战胜了，同样是无利可图。英美法是富翁，特别是英国，你看它有多少大块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败，那么仅从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获。这你可能会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