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之为“开国典礼”的仪式是赢得夺取政权成功的先声，毛泽东还是小心翼翼地在安排对国民党在大陆军队的最后歼灭。他当然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他采取了一种远距离包围的方法，让白崇禧和胡宗南不太清楚中共军队的行径，借着中共远远大于国民党军队的优势，收紧口袋，迅速干净歼灭，总之，在浙江、安徽北部、四川、广西、云南、陕西南部以及西藏还存在零星反抗，中共还需要一些时间进行扫清。不过很快，1951年5月23日，中国与西藏地方当局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自此，中共完全控制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中国大陆领土。
尽快稳定物价和统一财政成为接收新解放区的重要措施。尽管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15日就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开始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的金融系统和交通运输，但是，出于战争的巨大消耗，同时也需要大量增发货币，这当然会引起物价上涨，社会人心很不稳定，中共的经济专家、此时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解释说： “目前货币发行计划，应当首先保证军费供应，其次才是物价稳定。物价上升的原因是巨大的财政赤字，迫使我们增发货币，而要缩小甚至消灭财政赤字，决定性的关键是解放战争早日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胜利到来愈快，我们才愈有可能减少以至消灭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从而逐步稳定物价。” 1 总之，对此时的中共来说，剿灭国民党进而彻底巩固政权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前提，直至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开始接近平衡，9月，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总额超过了1949年12月的12倍，财政上的新局面反映了经济从战争动乱中有所恢复。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已经明确了中共的立场：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2
中共“一边倒”向苏联的决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现在，基于巩固新政权和目前国际政治资源的状况，毛泽东更倾向将苏联视为有利于新政权未来最为重要的资源，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在几年前说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缺乏共产主义事业的纯粹性，在抗战后期以及内战一段时间里毛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权衡与利用，这表明，为了中共的生存和发展，毛可以将意识形态问题暂时放置一边。 事实上，正是在东北，苏联为了保障自身在远东及太平洋北部的利益和安全而与中共合作，中共在内战渐渐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才开始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尤其是对中共的重新认识 3 ，当中共取得政权的大势已定，斯大林无疑会就确保之前与国民政府签署的《中苏条约》中规定的苏联利益与中共取得新的确认和保证。基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以及防止美国对中共可能的接近，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1895-1978）受斯大林的派遣前往中国西柏坡，与毛泽东和刘少奇商谈，双方交换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外交方面的意见，毛泽东明确告诉米高扬：中国必须向苏联靠拢，并希望苏联在经济上尽快给予中共以帮助。6月26日，刘少奇带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听取苏联的意见，包括在贷款、派遣专家、提供军事援助方面获得苏联的认可。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时，斯大林甚至传递了将领导亚洲革命的权力交给毛泽东的信息，这意味着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进一步认可。也正是这所有的一切，让毛泽东终于能够在公开的媒体上向司徒雷登——美国——说“别了”。
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刘少奇提交了一份关于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写道：
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经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交易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
（一） 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 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 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斯大林在这份报告上批注的文字是： “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4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目的是希望签署一份新的中苏条约。就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周恩来在第11次政务会议上还说道：毛泽东本次访问苏联的任务就是废除1945年由国民政府签署的那一份损害中国权益的条约，并签署一份新的条约。一开始，斯大林强调了之前与国民政府签署的苏中条约是基于雅尔塔协定，这意味着原则性的修改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考虑是多重性的，一是苏联在远东的利益是否能得到保证，另一个担心是重新签署协议有可能引起美国和英国人对新旧条约重新审视，进而雅尔塔协定所建立的体系将被颠覆。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涉及主权、民族利益的问题上，双方对协定草案进行了数次来回修订，最终，苏联放弃了原来协议中关于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同时也放弃了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不过，斯大林放弃了这些本来非常在意的权益，并不是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是苏联对新中国的友好的结果，而是基于斯大林认为如果不能让中共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那么后者就有可能倒向美国，而这才是斯大林最需要避免的。事实上，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美国在研判国际问题尤其是中苏关系时，制定了一些措施，试图挑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便阻止这两个共产主义政权的靠近。的确，就在中苏谈判期间的1月5日，杜鲁门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不会卷入中国的内战，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又提醒说：历史上侵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是俄国，不是美国。17日，苏联驻华使馆报告： “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 6 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认为他需要拉住已经获得政权的中共，这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才可能因中国的加入而加强与美国西方阵营对抗的力量。毛泽东最终还是回避了关于蒙古问题——所谓主权问题——的讨论，为了获得苏联具体的、及时的、充分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他同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毛泽东对他的人民说， 中国需要苏联作为“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5 。2月14日，当中苏签署条约的消息公布之后，刘少奇在庆祝宴会上说，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尽管这一次斯大林答应毛泽东对中国的贷款仅仅只有3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