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949-1953 两个政权的对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01】

司徒雷登于1949年8月离开中国四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说来也挺讽刺。正是通过争取自由的革命，美国才得以诞生，建立起了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政体，在无数次考验中都显现出了它的生命力，不断进化完善。美国人民在历史上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举世皆知，这些都鼓励中国走上改革的道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是把林肯对民主那不朽的描述完美地应用在中华大地上。共产主义理想经过苏联的修正，也已背离了原初的理想。但是在中国，我们却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者，面对一个反动腐败的政权，助纣为虐，而那些指责我们的人，偏偏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下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¹

1949年1月10日，基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大局已定，毛泽东向寻求和平谈判的国民党提出了八项条件，如果国民党不接受，说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国民党显然拒绝了其实质是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八项条件。但是，人们注意到，中共在其中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下半年，毛泽东对之前国民党1946年召开的政协仍然记忆犹新，他没有忘记用“民主”和“自由”来争取大多数拥护和平的知识分子和党派人士的合作与支持，何况此时国民政府还没有离开大陆，他希望人们及时地看到，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才是人们所希望那样的民主国家。为使即将建立的共产党政权获得合法性，中共决定及时召开有不同民主党派社团以及非党派人士参加由中共重新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由中共组织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

1948年5月1日，中共就曾提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鉴于与之前国民党召集的政协会议不同，毛泽东将其表述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简称“新政协”），会议的目的就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那些受到邀请前往延安讨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党派和非党派人士为之振奋不已。毛泽东将这个民主联合政府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这个名称是政协开会时最后确定的。在“新政协”筹备会（6月11日至19日）上，毛泽东说，过去的三年里，“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对内战的责任，毛泽东显然不认可国共双方各有承担，就在“新政协”即将召开的时候，毛泽东还刻意地将内战的原因归之为美国。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9月16日）里说道：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么，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 ² 的确，在内战期间，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都不希望战争，无论是谁打谁，这就是那些耗尽心力在国共两边不断来往调停的第三方力量所希望的。中共最终在内战中取得胜利，无论如何，和平是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

不过，人们曾经关心的问题继续存在，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权体制。到了9月，胜利在握的毛泽东不再提及“联合政府”这类权宜之计的概念了，他根本不打算与蒋介石重新考虑建立一个真正多党执政——就像30年代后期40年代大多数时间里中共不断呼吁的那样——的民主制度国家。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他告诉人们：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论这时中国的工业如何落后，工人的数量在这个国家的人口比例非常有限，毛泽东把工人与农民联系在一起来表述占了全国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他说 这个联盟——实际上以农民为大多数——是新的专政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由于这个先锋队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⁴ 因此，“人民民主专政”需要“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在党的执行安排上，中共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行使权力，而政治局中设置的常委会只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七个成员（其他六位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以及邓小平），权力的核心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手中，这就是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权力结构与政治体制。这时，毛泽东无疑熟悉 英国 首相 丘吉尔 于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针对 苏联 及其 共产主义 的铁幕演说，他也将世界的格局分为两派：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不过他这时还没有使用冷战的词汇，他眼前主要针对的是蒋介石及其美国。毛泽东回答对中共的“独裁”指责时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他用宋代哲学家朱熹的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表述他的非此即彼的政治立场：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³ 这时，毛泽东在象征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而不仅仅是在延安以“人民”的身份开始向世界讲话。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提及到中共的经验是党所联系的人民群众，党领导的军队以及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党在任何方面都占有领导地位。参加过1946年政协会议的人还不会忘记，那时军队是否国家化在国共与第三方力量之间始终不能形成统一意见，中共认为军队不能交给国民党，只能交给人民选举出来的联合政府，而现在，毛泽东毫无掩饰地强调了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样，之前曾经大多数中间力量强调的民主宪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就不用讨论了。由于政府里的主要负责人都是由共产党的干部担任，党与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重叠的，党（书记、代表、负责人、一把手是不同语境下的表述）是各级政府工作的最终决策者。

在9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总纲里，共产党的领导在文字上隐去了：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

第三条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第四条 第四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第五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 最高人民法院 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

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职权的依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而于9月29日通过、被视为临时宪法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政治基础。”的确，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已经用文字表述过这个“政治基础”，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将苏联的十月革命作为界限，将中国革命——即便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归到无产阶级手中，即归到共产党的手中，毛在这次讲演中说：

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这种观点显然来自斯大林，但是，强调党的领导权是毛泽东的观点核心。到了写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时，毛对党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的强调，为之后要设置的国体与政体提供了基础。“工农”“人民”“国家”“民主”“党”这些词汇被编织在不同的文件中，以致除了新政协是中共操办以外，这个新政权的权力结构与国民党时期的“以党治国”没有什么不同。这时，人们已经很熟悉“民主集中制”——群众服从党、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很快，人们就理解了，这个集中不是依据票数的统计，而是由党从地方到中央各级组织第一负责人的个人意志。

参加“新政协”的各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为之前曾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八个党派，参加会议的共45个单位系列（其中解放区占有6个单位，军队占有6个单位）及特邀人士，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计662人。看上去这是一个有多方面代表组成的会议，但是，在大多数单位系列里仍然包含数量不同的中共党员，名单在会议之前由中共审定。这些党派的存在表明了中共声称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并实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除了中共拥有军队外，没有一个政党或个人拥有武装——这是1946年的国民党政协讨论最激烈的问题，这时没有人提出军队的国家化，这就决定了所有民主党派在未来与中共合作中处于装饰性的位置：民主党派可以提出意见，是否接受由中共来决定——这同样也可以被解释为“民主集中制”。

大会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 、 刘少奇 、 宋庆龄 、 李济深 、张澜、 高岗 为副主席；周恩来、 陈毅 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只能在台湾竖立，而五星红旗成为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党作为领导者以最大的五星象征，而其余四个小星则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或者理解为此时的四亿亿中国人民）；首都从南京改为北平，但是1928年由北京改为北平的名字现在又改回北京。最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毛集党、政、军权力于一人。从此，在以后的全国各级政协会议上，不再有谁能够像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对执政党的各项政策与举措喋喋不休，代表们的与会资格，首先取决于是否同意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基本原则。

蒋介石的国民党显然被排除在这次新政协之外，闹哄哄的青年党去了台湾，与1946年的政协比较，没有人讨论军队是否真正国家化问题；没有人讨论不同党派在新的权力机构中所占有的票数；当然，没有人再去关心政府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约关系，所有的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不同形式参加政府工作（民主），但是，最后的意见与决策由党中央或者各个省市地方政府的党的负责人来决定（集中）。代表们对大会文件例如《共同纲领》当然有文字上的讨论与斟酌，例如83岁的张元济认为《共同纲领》的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如此等等。他甚至还不合时宜地对采用西历表示异议：“至纪年一节，余以采用公历，合于世界大同之义，但目前尚难达到此境。至以现在为划时代，则民国犹是民国，民主犹是民主，不妨仍继续称民国纪元，今年为三十八年。”无论如何，与国民党的政协会议比较，“新政协”显然是在热烈与和睦的气氛下进行并结束的，新政协的召开，为中共建立的新政权提供了现实合法性的条件。人们在新的政府机构里看到：24位部长中有11位不是共产党员，这一方面是新政权的民主形象，另一个的确也严重的原因是，共产党此刻急于需要对城市经验丰富的人来管理。无论如何，人们对新中国的未来普遍充满希望。

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留在大陆。1938年在延安与毛泽东讨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梁漱溟，于1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不参加中共号召的“新政协”，尽管过去他作为民主同盟的秘书长，为民主奔波于政治派别各方，可是在本月给张澜的信中他明确了自己“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的原则。1月20日，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了《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和《敬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立者，梁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都有警告，他的核心问题是和平与统一。这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中共正在“追穷寇”，梁漱溟告诉共产党，任何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是政治方式，不要用武力。他告诫中共“要容纳异己”，他甚至多少带有一点对未来不安的想象说：“今天中共既在势力上将领导中国，自己亦声言要来领导中国，同时又始终在以‘联合’‘民主’相号召（未曾宣传一党专政），我就要作一诤友。类如我说不要再打的话，应该不犯‘反革命’之罪。”实际上，之前第三方力量在针对北方局势提倡中间路线或者强调和平为重时，被中共视为替国民党帮忙，是搞阴谋，反人民的。梁说他“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的”。形势发生变化，“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为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正如国民党里的右派以及之后的左派经常指责这位固执自信的知识分子，梁漱溟也不受中共的待见，之前的1946年梁漱溟作为第三方面的重要人物（既是民盟的秘书长也是国民党组织的全国政协的代表）为和平奔走，他与其他代表对恶化的局势忧心如焚，为避免国共继续内战而向蒋介石、周恩来和马歇尔三方同时提交了一份停战建议方案，由于忘记事先通知周恩来，导致周见其方案后愤怒不已。而事实上，他的第三方建议内容被中共视为是替国民党着想。周不仅不同意建议，还骂梁“是个伪君子”。梁漱溟从此决心不再参与政治，梁把周的愤怒视为自己不能担当国家大事——之后梁漱溟为此写了《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1949年5月）向中共致歉。3月10日，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答香港骂我的朋友》：

我知道共产党有排他性。你们尽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却无所谓敌人。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过去国民党与我作对，我到不能与同盟硬来时，只有让他一下——我知道他必不会久。今天我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所以就预先决定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并在发表最近几篇之前，特于一月六日把此意写信告知毛泽东、周恩来两位。

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特邀委员、声望不菲的陈垣正好与梁漱溟的态度不同，他拒绝蒋介石派的去南京的飞机而留在北京的原因是看到了“光明”，他于1949年4月29日给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 在这封信中，他告诉人们胡适对共产党极度不信任，胡告诉陈：“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 ⁶ 让知识圈感到意外的是，像陈垣这样不怎么过问政治的史学家已经能申述这样的道理： “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消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而又指导了政治’。” ⁵

10月1日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宣布就职时，由中共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宣布本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选举 林伯渠 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 周恩来 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沈钧儒 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罗荣桓 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下午3点，在天安门城楼，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仪式开始，毛泽东与他的战友和同盟者登上具有历史和权力象征意义的天安门，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中国存在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政府和两个国庆日。 ⁷

这天，广场发出一阵阵“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夜晚已经入睡的张元济写道：“闻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不久，观看了典礼阅兵和人民游行的胡风在他的《时间开始了》将这个历史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海！

欢呼的海！

歌唱的海！

舞蹈的海！

闪耀的海！

从一切方向流来的海！

向一切方向流去的海！

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

从过去流来的海

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

向未来流去的海！

在此时的胡风看来，这才是历史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