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研究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之前在抗战时期中共实行了被称之为温和的“减租减息”的运动（1942年），现在，为了争取巩固对解放区的控制，尤其是很快将全面爆发内战，在兵源和战争所需的各种资源上，都需要就地解决。基于抗战时期的减租政策，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迅速推进中共控制区的土地改革，即通过清算、没收、征购、献田、斗争的方式平均土地，使农民“耕者有其田”（孙中山）。直至1947年春天，除了处于战争状况的地区，中共控制的解放区的三分之二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兵源由此获得急剧增加，仅1946年的8、9、10三个月，中共解放区参军人数达到30万人，有300万至400万人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陆续增加的民夫与后勤队伍难以精确记数）。1947年夏秋，正是土改“砍挖运动”高潮[1]，刘少奇在西北坡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在之前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刘少奇在会上强调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下一步举措的目的，是在通过政治与军事威力强行将地主手中的土地分给大多数农民和贫民，不再有阶级划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只要能争取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贫民的支持。“大纲”要求：“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这里“废除”没有成文法律的依据，而是凭借中共临时政权对历史尤其是现实政治任务的判断与需要临时制定的法令。国民党主张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与土地问题有关，尽管国民党于1930年就公布了《土地法》，并于1937年对《土地法》进行了修订，1946年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将减租减息和“耕者有其田”写进了国家重建大纲，但是都分别因为抗战以及内战的爆发而没有实施，国民政府在土地改革方面显然没有满足大多数农民的需要。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有这样的判断：“（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一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这“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2]。实际上，在中共控制的解放区，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多次土地土改，之前的减租减息和诉苦清算已经改变了一些区域的土地关系，不少地方已经没有拥有土地较多的地主豪绅，因此，为了平均分配，富农与中农的土地也有被再分配的现象，为了分配的工作顺利，乱打乱斗地主乡绅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些地方干脆杀掉地主富农——无论他们中间有些人事实上帮助和支持过共产党，以满足土地平均分配的需要。但是无论如何，让更多的人获得土地的结果，赢得了更多的人的支持，这显然有助于中共军队的发展，内战期间中共迅速增加的兵源主要来自土地改革，同时，由于农村中的精英总是一定数量甚至更多土地的拥有者，通过对这个阶层人士的阶级斗争，使得农村原有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由此被彻底破坏，这为很快到来的新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毛泽东在12月底的会议上说，在经济上，国民党与解放区都很困难，但是，“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其结果是中共在经济与人力资源上解决了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性收获。一个美国人写道：“毛泽东的《土地法大纲》无偿地没收了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土地，使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绝无和解的可能，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推动了中国内地的农民骚乱，鼓舞了国民党后方都市中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的示威运动。”[3]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口号：“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之同时，中共已经开始了对广大的中间力量的争取。1948年1月5日，沈钧儒在香港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开幕词里说：
今天国内形势，民主与反民主已壁垒分明，谁也看得清楚。过去国民党发动内战，加诸人民的痛苦太深了，反过来看中共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是民主与反民主的鲜明的对照，尽管美蒋勾结，玩弄什么政治阴谋，都不能欺骗人民。民盟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地站在人民这方面奋斗，这个信念是始终不渝的。 [4]
很快，在戡乱时期停止活动的那些团体包括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党派团体，都声称要靠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在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的同时，中共发布了“五一”节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即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尽管国民大会没有中共和民盟参加，但《中华民国宪法》开始实施，训政时期正式转入宪政时期。4月19日，国民大会公告：蒋介石被选举为中华民国宪政时期的第一任总统。大会之后陆续任命的行政院院长为翁文灏，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考试院院长张伯苓，检察院院长于右任。不过这时，蒋介石政权已经岌岌可危。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北坡召开撤离延安之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除了决定不与蒋介石政权妥协并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外，明确了未来的政权制度“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这时，毛泽东已经提示党内同志，未来的新中国的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5]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较量走向迅速溃败在1948年10月出现了明显的征兆：10月14日，林彪的部队占领锦州，18日，攻下被中共长时间围困、有不少于十万早已经被饿死的民众的长春[6]，11月2日，占领沈阳。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近50万的军队；也是10月开始（1949年1月结束）的淮海战役，消灭了国民党40万人的军队。1948年11月25日，蒋介石写道：
军事失利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决非想象所能及也。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情势，更足令人痛心。 [7]
国民党的失败在自由知识分子那里也看得很清楚了，之前于1948年12月13日，早年尽量避开政治，两年前还作为国民大会主席接受《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提交大会讨论的胡适还没有停止做学问。但是，在他这天夜里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关于“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学术问题的信的结尾处有一段沮丧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8] 1948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还提出5点主张试图与中共和谈，但是就是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15日和23日，国民党天津和北平的守军投降共产党，谓平津战役；直至这个月，国民党军队损失共计150万人。在与国民党军队的较量中，中共通过动员广大农民、改造国民党俘虏、利用日军和伪军留下的人力物力资源，加上大量失业的工人，以及苏联的支持，为不断新开辟的战场提供了战场补员、军需装备物资以及后勤的补充和增加，而国民党的军队却因为接收城乡或者接收区的分散滞留而难以不断扩大兵力与中共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进行抗衡，尽管国民党以蒋介石下野满足党内外普遍的呼声，但行使代总统权力的李宗仁显然也不能挽救国民党的彻底溃败。
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迁入北平办公，毛泽东与朱德于25日到达北平。这天，在欢迎中共领袖到达北平的各党派及文化知识界知名人士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谭平山、章伯钧、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彭泽民、茅盾、蔡廷锴、叶圣陶、张东荪、许德珩、朱学范、蔡畅等数十人。1949年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的继续谈判接近于走走过场，周恩来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4月13日）中共提出的条件让国民党根本无法接受。之后的战事就是国民党戏剧性地溃败。与前面那些知识分子不同，本月6日，胡适受蒋介石“重托”飞往美国，尽管如此，正如1947年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责备政府不可忘共党暴行，责共党不可忘政府失败，此谓左右开弓，焉得尽此两极败类而坑之哉？” 这是另一部分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后的立场[9]。4月21日，中共的军队渡过长江，三天后，南京总统府上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旗帜被换成了中共的红旗。与之同时，共产党的军队向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迅速挺进与渗透。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他说：刚刚离开中国，马歇尔之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当然了解司徒雷登是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过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还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不过，毛泽东说这位“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司徒雷登）的美国人“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10]，毛以一种轻蔑甚至带有嘲讽的口吻借司徒雷登的离去向美国正式说了“再见”，这个态度与他几年前在延安与那些美国外交官、将军、总统特使和希望国共合作能够达成协议的美国军人谈笑风生的情景形成了天地之别。
注释：
[1] 《东北日报》1947年6月14日载文章《生产结合挖怀根，解决夏耘困难提高群众觉悟》中记述：“（双城）六区花园村群众，（1947年）2月间确定地权后，由于分地不分粮，一般群众普遍未得到现实利益，因此在春耕中，普遍反映没有粮食吃，春耕困难，县府工作队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除提出分地、分粮外，还号召群众进行挖坏根，挖地窖，首先在花园屯伪区长阎超家挖了2个粮窖，并在高粱秆底下翻出了大批衣服、布匹。接着在6个屯挖出地主粮窖8个，粮食95石，衣服533件，布621尺，加上要出租粮154石，解决了群众粮食及冬季衣服困难，大大提高了群众生产情绪。”
[2] 本书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19页。
[3] 韩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4] 《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7页。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9页。
[6] 1948年3月15日，林彪指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对长春形成合围，10月19日，国民党守军投降。期间并未发生惨烈的战斗，但是除了国民党军人之外，市民饿、病死不少于12万（中共统计）至15万（国民政府统计）人。林彪曾于1948年9月9日向毛泽东报告：“⋯⋯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转引自蔡晓滨：《大变局中的转折点》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7] 《大事长编》（卷七），上册，第158页。
[8] 转引自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藉出版社1990年6月，第191页。
[9] 傅斯年：1947年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第177页。
[10] 在不久前，周恩来拒绝了司徒雷登于6月访问北京，他将这位美国大使描绘成“惯以和蔼可亲的面目掩盖其虚伪和欺骗”的人。周恩来始终表现出自己是富于理解力与灵活性的外交专家，但是周非常清楚，最终，他必须站在毛泽东的立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