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3日，出于为之后的“剿共”提供合法制度依据、避免给社会一党专制的印象，蒋介石在没有通知其他党派的情况下，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11月12日召开国大，获得批准。7月至9月，从对苏中解放区的进攻到对华北解放区军事中心张家口的逼近，国民党的军队取得了不少战场上的胜利。9月30日，周恩来在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兹受命向阁下声明，请阁下转达政府方面，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的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地放弃了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1]
蒋介石执意消灭共产党，10月11日，政府军进占张家口，截断了中共关内外陆上交通，使关内中共军队失去接济弹粮的可能。蒋在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复张家口实为关内对北最重要亦为最后最大之难关。”“政府与共匪之成败，实决于此也。”这一天，作为中间力量的知识分子梁漱溟在早上通过报纸得知张家口被攻陷之后脱口说出：“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人们对国共两党的这种你死我活的全面军事冲突陷入普遍迷茫与失望。中共这时开始调整全国的焦距，让人们认为正是美国和国民党在阻止和平发动内战。周恩来得到的中央指示是展开对美国和蒋介石的揭露：
在全国大打条件下，一切谈判是为彻底暴露美蒋反动面，教育群众。只要美蒋一日不主动放弃政治谈判，以欺骗群众，则我亦不应主动对美蒋宣告谈判最后的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动。 [2]
国共双方最后试图利用第三方力量寻找停战的可能性，而那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和贤达人士——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张申府、罗隆基、蒋匀田等人——仅仅希望和平，对两党的特殊立场难以认识，他们在国共两边奔走来回调解完全没有生效。但蒋介石还是于11月8日第三次宣布停战令：鉴于即将于12日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国民政府停战，蒋介石似乎充满自信地认为他是再给一点时间期待中共立场的改变。13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后认定：中共对国民党的所有建议和举措都不予置信。15日，国民党蒋介石不再等待中共和民盟，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如此形势，周恩来仍然在南京呆到11月19日才飞回延安，从与蒋介石最后见面谈判到此时，他尽可能向外界告知：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关闭了和平的大门。2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开会，听取之前一年多的谈判工作，提出做打倒蒋介石的准备。
12月25日，国民大会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并定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3]
基于国民党的强硬立场和中共坚持的谈判条件（马歇尔将其表述为“不愿意作公平的让步”），马歇尔于1947年1月最终被杜鲁门召回美国，这时的马歇尔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国共两党存在着深深的互不信任和缺乏真正的合作诚意[4]，双方都在通过谈判和军事准备来迎接最后的武力较量，蒋介石试图通过武力逼共求和，而共产党是通过和谈准备战争，这是他调停失败的根本原因[5]。杜鲁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态度：没有实现国家统一的中国是不适合给予太多援助的。何况在美国的政策分析中，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与美国战后对东亚战略不相符合，至少与由此可能获得的利益是不相匹配，遥远的共产主义中国——即便有苏联进一步的支持甚至控制——对美国不会带来直接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在国民党对美国的举措并不满意的同时，中共再次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反美宣传，中共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帮助国民党挑起内战。与之同时，美国也同样失去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信心[6]。尽管国民党中央于3月15日召开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将“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中国将进入宪政时期，但是这个时候人们最为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的恶化和内战的不断升级。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但是，之后的三个月，胡宗南的部队为中共消灭。也是3月，中共的军队已经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意味着中共决绝开始了对国民党的全面反击，走向夺取政权的目标。5月22日，中共与苏联签署《哈尔滨协定》，苏联开始全面支持中共。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于6月25日训令通缉毛泽东，然而此时毛泽东的军队与中共的政治影响力足以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抗衡，毛泽东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与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久的未来。5月30日，毛泽东已经为新华社写出了信心十足的文章，对当前全国的政治形势有了估计，在他看来，中共不仅已经从军事第一线，而且在国统区已经开辟了通过学生运动与民众运动的第二条战线来与蒋介石政府抗衡：
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的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办法。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7]
实际上，从1946年12月底在北平发生继而在1947年第一个季度扩展到全国重要城市的反美学生运动和5月首先在南京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全国运动[8]，是中共对国民党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通过社会性运动的政治方式，中共对国民党政权的形象与影响力的打击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在抗战之后失去了处理一系列政治与经济矛盾的能力，自然要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社会问题，而中共显然会利用国民党的无能与治理失败来印证自身的正义立场与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共取得了让国民党失去人心的政治成果。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实际上军事并未失败，经济基础亦毫未动摇，而我们完全是为共产党宣传所动摇，亦全由我们自己党员不听命令、不实做、不努力，换言之，我们并未失败，完全是我们自己动摇。”[9] 蒋介石决定进行全国总动员，建立战时体制，尽快消灭共产党，改变局面。7月3日，国民政府通过《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案》；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8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戡乱建国动员方案》；9月5日，行政院公布《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12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政府迅速加强了对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的严格限制，为了表明“戡乱”仅仅限于针对中共，1948年4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体例》，以便保持之前强调民主与自由的政治空气。然而，高压下的规定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也激化并保持着整个社会对政府与国民党的不满与反抗，通过宣传与鼓动，“戡乱建国”的政策被转化为法西斯专政。期间，曾经畅所欲言的中间力量也失去了发言的机会，当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因参加了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而更加靠近国民党时，与共产党一块拒绝参加国大的民盟已经失去了风光，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被陕西省戒严总司令部以“勾结共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之罪名处死，11月5日，民盟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公告：同仁辞职，总部解散，其他团体组织例如农工民主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陆续停止活动。毫无疑问，蒋介石所有的手段已经用尽，国民党的衰败已经让人们觉得无可救药,1947年10月13日的《时代·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记者怀特(Theodore White)的文章《向美国人所作的关于中国的报道》（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hina ），作者写道：“除非我们伸以援手，否则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连同他们的国家都会输给俄国人。”
注释：
[1]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4页。
[2] 《周恩来年谱》1946年10月13日，第697页。
[3]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次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这样表述：
恰恰在同一天，张家口陷落与国大召集令的公布同时发生。前者在情绪上激起强烈反响，而后者则导致争论：总统是否有权擅自决定国大日期而不与其他党派领袖协商。蒋的单方面行为反映了独裁专制倾向。共产党正是利用这种反感情绪，将小党派拉向自己营垒。（《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4页。本书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
[4] 马歇尔曾对顾维钧说：“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另一方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705页）
[5] 不仅美国调停无效，且中间势力的调停也是失败的。1946年7月26日，陈立夫对调停者黄炎培说：“（一）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二）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本书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
[6] 杜鲁门以后在回忆录中也写道：
蒋介石最后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被打败了，因为他的将军很多都带着由我们的武器所武装起来的军队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只是当这样的投降开始大量出现时，我才决定停止把物资运到中国去。（《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103-104页。本书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75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
[8] 据1946年12月26日下午北大红楼西侧墙上称：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两名水兵在北平强奸了北大先修班法文组的新生沈崇（她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沈葆桢，美国军事法庭最终对皮尔逊强奸案的撤销导致异议），30日，清华、燕京、北大、辅仁、师大等学生数千人举行游行，抗议美国人的行径，口号涉及“驱逐美军出中国”，1947年1月，学生的罢课游行扩大到了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共计50万人，1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谓这场学生运动“实质正是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卖国政策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场反政府反美运动由此展开。中共中央于2月1日举行会议，将社会发生的学生与民众运动称之为“第二战场”，3月8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为该运动的高潮标志。学生运动同时也带动了社会各界组织例如中国民主同盟的呼应。抗战之后，国民政府的资源面临衰竭，在金融财政上遭遇的困境以及处理方式，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进而批评与指责。5月，之前开始的通货膨胀引发物价飙升最终导致社会危机，15日，南京中央大学、戏剧专科学校、音乐学院3000多名学生游行到教育部门前请愿，要求改善学校食堂伙食并增加生活费，最终也演变为一场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社会运动。中共充分利用了各界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通过组织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统治。例如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于4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文有这样的文字：
这一高潮不像抗暴带突然性，而是在开始形态，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而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都是为着准备组织与领导这一新的高潮，把蒋区民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5月20日，上海、杭州、苏州学生代表和南京中央大学五千多名学生举行走向国民参政会的游行，这一天，国民党军警用暴力对学生进行镇压，之后，该运动的口号又增加了“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于此达到高潮。全国若干城市的学生响应了这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并得到了585名知名知识分子（费孝通、吴晗、金岳霖、俞平伯、陈序经、卞之琳等）和教授们的声援：“同人等深知今日一切纷扰现象，根源胥起于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为长期内战之恶果。一切工潮、学潮均为当前时势下必然之产物。”（《大公报》1947年5月29日）
[9] 《徐永昌日记》（1947年7月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