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界与媒体的声音对于国共两党几乎没有作用，对于国民党来说，与苏联的关系也处于进退两难之中。
基于中苏条约规定苏军将于11月开始撤离东北，抢占东北的局势更加严峻激烈，10月23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25日，东北局回电延安，苏军要中共军队“以主人自居”，“下月十五日前，如顽方进攻，苏将协同我打击”，“除已搬走的约五分之一的工厂外，余均交我”；28日，毛泽东再致电东北局：“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1]
截至10月31日，国民党军队已经接收了北平、天津、青岛和济南四个华北重要城市，但是，在接收东北问题上，国民政府面临困难。考虑到平汉、津浦、北宁铁路被中共截断，国民党军队需要通过海路进入东北。尽管美国同意支持运输的船舶，但是苏军担心帮助政府军接收东北的美国将随之插手东北而影响到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便以中苏条约规定大连港为商用港口，不得军用为理由，拒绝政府军从大连登陆。最终同意政府军可在葫芦岛、营口登陆，但是苏军不提供安全保证，即：不保证中共军队可能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的确，在即将登陆时，政府军被中共军队告知不能登陆，登陆未果。运送政府军的美国特遣队因为事先被规定不能参与中国内部事务，也就不可能以武力的方式强行其事。时间拖到11月中旬，政府军才从秦皇岛登陆，明显延误接收时间。事实上，苏军在东北竟暗地有效协助了中共夺取地方政权——苏军对旅大的控制使得中共得以建立自己的政权并获得苏军的保护以致国民政府在抗战之后始终没有在这个城市恢复管治并建立行政权力，将日军武器物资交付中共以加强中共军队的武装势力——截至1945年底，苏军将可以武装80万人军队的装备的四分之一分批次交付给了中共。赫鲁晓夫以后有这样的回忆：“我们与盟国有协议在先，即我们无权把它们交给中国境内各个交战集团的任一方。因此在向毛移交这些武器时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在违背自己的承诺。于是我们就把武器运到了一个什么地方，而毛的人则把它‘偷’走，用以武装自己的军队。”[2]
鉴于苏军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不予配合，蒋介石调整策略，提出“先安关内，再图关外”。11月15日，重庆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中方决定将在长春设立的东北行营撤离，搁置东北问题，这使得东北接收问题国际化[3]。17日，苏联照会中国，苏军司令部严格遵守中苏条约，没有给中共军队予以帮助。此外提议：“倘中国政府现在希望苏军自东三省撤退延缓若干时间，则苏俄政府能将其军队延缓一个月。”[4] 18日，蒋介石召集会议确定苏军延长一个月即于1946年1月3日撤离中国东北，12月初，苏军又建议将时间延至2月1日。同时，苏军暂时保持与中共军队的距离[5]，并通知中共军队退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总之，斯大林希望不要因为国民政府的极度不满而引发美国的强力介入。中共中央也通知东北局，调整策略：“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们亦不能完全阻止蒋军进入东北。”[6]
在12月4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重返长春之后，被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认为“没有一丝温柔和怜悯”的马林诺夫斯基催促东北经济合作，即将以“战利品”名义没收的日本企业与中方建立经济合作[7]，7日，张嘉璈告知斯拉特科夫斯基：待东北接收之后再讨论经济合作，方案已经交给马林诺夫斯基。遭拒之后，苏军告知国民党军队杜明部，在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之前，不得前往黑山、阜新两地以及沈阳、彰武、赤峰、多伦各地。直到12月底，双方讨论没有结果，蒋介石安排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交谈，商议解决日本企业资产的权属和经济合作问题，但是，除了抽象地表达中、美、苏三国合作，但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苏联有权获得东北的“战利品”外，斯大林没有满足国民政府的实际愿望，尽管长春、沈阳和哈尔滨、辽北、松江、嫩江等城市陆续为国方接收，但是至次年1月底，辽阳、本溪、鞍山、海城、彰武、通化等地均被苏军交给中共军队。次年2月1日，马林诺夫斯基威胁张嘉璈，如果经济合作仍然不能达成协议，则工业停顿、并继续遭受破坏，东北的秩序也始终不能恢复。之后的局势混乱而复杂：2月11日，美国照会中、苏政府，拒绝承认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为战利品，并申明美国也将介入东北经济合作——重申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利益均沾，苏军在中国学生民众抗议和国际压力中撤退，国共双方战事日益趋于激烈，经济合作问题不了了之。但是，苏军仍然从东北掠走了不下价值20亿美元的工业财富[8]。
在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了毛泽东在重庆的人身安全保证之后，赫尔利于9月22日离开重庆，11月底，他辞去驻华大使一职，延安广播了这个消息，说这个中国内战的煽动者的辞职是美国人民的胜利。这时，杜鲁门的基本政策已经非常明确：支持蒋介石，但不卷入中国内战为蒋介石作战。1945年12月18日，杜鲁门任命的总统驻华特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到达中国，他看到之前国共两党达成的意见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例如立即停止内战，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将军队国家化。眼下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条件下的停火，所以，马歇尔拟定了一份停战协议草案，关内国共停火，进而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关内后关外的策略。实际上，美国对东北的事务有心插手。美国方面和国共两党共同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国民政府郑介民，中共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Henry A Byroade），监督停火。1月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下达停火令，人们的内心燃起一丝和平的希望。停火期间，双方事先在《纪要》中同意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确召开了。
早在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提出联合政府这一概念的同时，曾提出召开一个党派会议；1945年2月国共之间谈判时，王世杰建议更名为“政治咨询会议”，以便增加无党派人士；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国共双方认可。根据重庆谈判会谈纪要，政协会议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基于政协会议之后将召开国大，而国大的召开便意味着从“训政”变为“宪政”，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治独裁的形象将彻底消失，对于共产党来说，意味着解放区政权和军队将失去继续存在的依据。对于第三方力量例如民主同盟来说，将有机会参政，民盟是急切期望开会，以至于11月2日敦促“政府应该在十天以内正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9]。考虑到国民党六大已经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中共试图将政协的召开尽量拖过国大，让国大不能如期举行。延安对在重庆的周恩来指示：“避免戌文（即11月12日）前在政府胁迫下开政治会议，拖过（而又不露形迹）则事情好办。”[10] 不过，杜鲁门于12月15日发表的对华声明似乎启发了中共利用政协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攻势的策略，杜鲁门的声明有如下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感兴趣的内容：
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家承认目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此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因此，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就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建立作为国家向民主进展之临时办法的一党训政制度。
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之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 [11]
中共对杜鲁门声明的理解是美国不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不会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借杜鲁门的声明，中共于12月17日以发言人讲话的方式表示：“要求即将在重庆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12]
超过20天（1月10日至31日）的会议决定国府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委员会由40名成员组成，有一半的成员由国民党提名，中共和其他党派共同拥有另一半的提名权[13]。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五项：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宪法草案问题，并通过五个相应小组给予讨论。由于涉及的问题广泛，以致太多的议题进入了讨论，例如政府、军队、立法机构改组、执政党不应该使用国库开支、学校应该取消党化教育、贸易垄断甚至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议论，实际上，所有问题最终涉及废除国民党一党训政制这个从20年代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的老问题。民盟再次表现出第三方的立场，正如施复亮写道：
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虽然号称国家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号称人民的军队，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双方都是党军，即党所控制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不能交给国民党，等于国民党的军队不能交给共产党⋯⋯所谓军队国家化，必须国共两党的军队一律同时交给国家，而这个国家，必须变成人民的国家，不是一党或一人的国家。 [14]
蒋介石在开幕之时确定了会议的基调，他说政府准备实施：人民的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他说现行法应照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各个政党在法律的范围内合法活动；实施地方自治；政治犯除了犯汉奸及危害民国的人，分别予以释放。这些问题都是中共和其他党派在之前不断提出、呼吁和需要解决的。
在改组政府问题上，陈立夫为一党制进行辩护，他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陆定一反驳：“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15] 在和平建国纲领问题上，国民党代表吴铁城强调了纲领的依据为：建国大纲，国民党六全大会通过的施政纲领，国民参政会通过的三十五年（1946年）施政方针，尤其是抗战建国纲领。中共在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必须立即扩大现在的国民政府的基础，改组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杜鲁门的声明显然成为马歇尔的基准，他提交了一份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以临时国府委员会替代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党9人，共产党6人，民盟1人，青年党1人，无党派3人。蒋指定各院院长和各部会首长，国民党50%，共产党30%，其他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任。蒋介石对此愤而担忧，认为这个方案是中共都不敢提出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党蛮横，强词夺理，而马歇尔对我国国情隔阂异甚，美使馆新闻处长费正清又左袒共党，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16]
军事问题小组的讨论非常激烈与反复。青年党的提案要求“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民盟提案要求“现役军人脱离党籍”；周恩来代表中共说，“中国今日的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17]然而，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对军人脱党这个问题含糊其辞，尽管小组通过了现役军人脱离党派的意见，但次日周恩来与邵力子又将其推翻[18]。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国民党依据1936年的国大代表选举，中共与民盟包括青年党均不同意，之后王云五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至于制宪，核心问题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讨论中，张君劢的设计是让行政院（内阁）对立法院（国会）负责，立法院可以推翻内阁，而行政院如果对立法院不满意时，可以要求总统解散立法院，通过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这样的设计也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建立与权力的确认，张的意见被大多数人认可。结果，政协通过了五个小组的议案，“于全场极度和谐兴奋中散会”（蒋介石闭幕词）。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使中国政治开辟一民主建设之康庄大道”[19]。
不过，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和旧国大代表对政协会议非常不满，1月22日，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函告蒋介石：“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实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20]1月24日，正值会议期间，陈诚给蒋介石提出了六条意见重点是：“共党在任何条件之下，绝不会放弃武力”，“今天之情势，唯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谋统一”[21]。在蒋介石对宪法草案作修改的应允下，基于政协于1月31日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第一条：尊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国民党提出将直接选举（无形国大）改为通过常设机构（有形国大）间接选举，国民大会行使四权，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以及取消省宪改为省得制定自治法规。
政协会议结束，国共开始了由马歇尔主导的整军方案谈判，由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制定方案。马歇尔反复强调必须建立一支真正不干预政治的国家军队，不能成为党争夺权力的工具。国共讨论来来回回，最终接受的方案：整军第一期国民党90个师，中共18个师；第二期，全国军队60个师，国民党共产党分别50和10个。国共双方最为关注的是“合编分驻”，即两党军队混合编制，分别驻扎，这样政党便无法控制军队。三人小组讨论期间，当然有不断的报告，2月8日，刘少奇根据重庆的报告说：“国共军队互相插入合编，其目的是企图消灭或控制中共军队，故绝不能答应。”毛泽东于12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22] 22日，国共双方接受了马歇尔的一个折中统编方案，并于25日由三人共同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这个整编方案表明，在军队的地区控制分布上，共产党的范围明显缩小，并且，西部地区由国民党的军队接管，这样明显减弱了中共与苏联可能的联系。美国以为这个纸上的结果可以执行了，于是当天宣布成立美国驻华军事使团，负责对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国民政府国家军队的培训。可是，由于中共在整编军队的策略上保留了两手准备，即将好的军事政治干部隐藏于解放区，这样就保证了中共军队的灵活性，至于马歇尔说要给整编后的中共军队配置精良的武器，周恩来告诫他的同志：如果不给汽油弹药，那些精良装备不过是废铁。国共双方根本不信任对方，马歇尔却在其间做认真的无用功，结果整军方案很快被证明是废纸一张。
注释：
[1] 29日，东北局彭真回电毛：“你的意见已郑重向友方（苏军——引者）提出。”（《彭真年谱》[上卷]，第304页）
[2]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4页。
[3]张嘉璈在日记总写道：“推测蒋委员长用意，撤退行营是一种反攻苏方阻碍接收、暗助八路军之策略，且试探其真实态度。”（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4页）
[4] 朱汇奇：《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1月17日。
[5] 11月11日，中共东北局致电延安：“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苏方已允许在苏撤退前五天中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五天中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冲突⋯⋯如果五天中我们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冲突，则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彭真年谱》[上卷]，第315页）
[6]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466页。
[7] 10月27日，张嘉璈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进行首次接触。斯询问了张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经济政策。但是在之前的24日，苏军已经与前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达之助和前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交涉了日企资产移交苏联，并于29日和30日在中方不知晓的情况下签署了协议。11月13日，张嘉璈得知协议文件后写道：“乃知苏方注意满洲工矿业，必欲染指，为排斥美国势力之侵入，阻滞我方军队之运输之一重大原因。”（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51页）
[8] 根据1947年2月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善后联络处发表的《苏军驻留期间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东北工业损失12.36亿美元，加上无法确证者，总数不下20亿美元。其中电力损失2.2亿美元，钢铁损失2.04亿美元，铁路损失1.94亿美元，机械损失1.59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谓：“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20亿美元。”
[9]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01页。
[10] 《从延安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11]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8日，第1版。
[12]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8日，第1版。
[13] 与会名额为38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社会贤达9人。
[14] 施复亮：《我的答案》，《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第5版。
[15]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413-415页。
[16]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卷6，上册），台北，中正文教激进会2003年版，第24-26页。
[17]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周恩来阐述几点意见》，《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第2版。
[18] 梁漱溟记载：
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所以这样作的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组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竟推翻了。21日通过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代表只陆定一在场，而陆并未坚持反对。那天政府释放廖承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接他，所以周临时未在场。第二天，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对我说：“你看怎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无法坚持，也就只好听凭他们的，结果我的话就被推翻了。（《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18页）
[19]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纵队负责人发出的内部指示有这样的文字：“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到了下半年，内战已经全面展开，11月21日，刘少奇总结工作时说；年初的两个月“是糊涂了一下”（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72页）。
[20] 《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935页。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
[21]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158页。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
[2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