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舆论普遍关心谈判的进展，在日本刚刚投降终止战争之后，保持和平是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最为渴望的，这种心情在郑振铎的一篇文章里描述得非常生动：
从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开始会谈以后，我们哪一天不在探问着会谈进行的情形，不在关心着会谈进行得顺利与否。一点小小的争执的谣言便足以使我们担惊受怕。一件小小的挑拨离间之举动，便足以使我们切齿痛恨。我们是那样的睁大着双眼，伸出了双手，在期待，在盼望这次会谈的成功。这个会谈记录的发表，使我们略略的松了一口气，但还不能放下沉重的忧虑的心。国共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圆满解决，仍是我们发愁的中心问题 。[1]
重庆期间，出于政治策略，毛泽东一改拒绝谈判和咒骂蒋介石的态度，重庆的媒体注意到：现在毛泽东称蒋介石为主席或先生，而不是反动的“法西斯独裁者”；也改“蒋介石政权”为国民政府了。
在毛泽东出发去重庆的头一天，《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以明确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基本调性，谓：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统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2]
《宣言》认为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措施，主要的条款是“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这意味着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并发展的军队必须拥有彻底的合法性，其他诉求包括有划定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以及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释放爱国政治犯，共计六条。在重庆，路透社记者问：中央政府须做何种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毛泽东的回答与《宣言》中已经表明的是一致的，但再次明确了最终要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承诺：“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3] 在正式谈判之前的29日，蒋介石决定了三个基本原则：
（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集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4]
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的谈判经历了43天，表面上，国共于10月10日签署了《双十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连同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谈话，都限于双方的原则与要求的铺陈，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的表述为：一致认可“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认同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涉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问题以及受降问题，《纪要》都有明确的文字表述，例如“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5]。谈判涉及到复杂的历史因素（例如国民党坚持的“法统”和“党治”现实）和政体组织结构（例如军队的国家化）的改变，中共着重强调的是解放区在未来的行政管理归属和军队是否与解放区重叠问题，国民党方面认为这有“裂土封侯”的嫌疑——张群说“我们只能有国军，不能有省军”，而中共基于国民党的一党治国也表示国民党难以代表国家——中共不可能将军队政权交予一党政府，结果，双方对解放区采取了模棱两可的 “暂维现状”（周恩来）或“暂时之办法”（张群）的态度。无论如何，“双十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国民党进一步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性，这为共产党之后的政治推进奠定了宽广的基础。
毛泽东在重庆的言行表现出灵活性，他对中外媒体侃侃而谈，他在参政会茶话会上的语言明确而亲切：“回忆抗战期间，虽极艰苦，但因全国一致的努力，现已平安渡过，蒋主席特邀来渝共商国是，意至可感。今后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之，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6] 毛泽东甚至在张治中为他举办的招待会上也非常自如地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实际上，民盟对国共双方关于政权与军队的讨论不以为然，张澜在9月18日发表了一封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公开信，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有批评：
如谓“民主必持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 [7]
10月19日，民盟发表了全国临时大会宣言，强调了“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路径。”的确，重庆谈判并没有给中间力量太多的欣喜，在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看来，重庆谈判仅仅限于国共两党的利益之争，没有第三方介入，不讨论真正的联合政府问题，谈判就是失败。民社党的蒋匀田告诉毛泽东，“你们所商谈的问题失败了，甚为惋惜！可是从人民的角度，即使如此商谈成功了，那乃真的是失败。”他针对谈判中讨论国共两党就军队规模的比例问题认为，那会演变为“国内军备竞争”[8]。无论如何，国民党依据法统最终也没有促使让中共同意解放区的政令和军令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谈判中双方各自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来来回回的措辞与条款不过政治的较量，正如毛泽东在回到延安的10月12日所指示的：“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9]而蒋介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军队问题[10]，以后的历史证明，表面看来，两党在军队国家化还是政治民主孰先孰后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而实际上潜藏着双方各自希望对国家权力绝对控制的争取。
尽管重庆谈判仍然给人们留下了对和平的希望，但是，国共两党的冲突显然不会停止，当毛泽东回到延安时，他对中共同志说：达成协议“仅仅是纸上的文字”。次日，八路军的名称被改为东北志愿军（Northeast Volunteer Army）。赫尔利于9月22日离开重庆回美国向杜鲁门述职前已经带着满意的心情报告了国共两党的谈判很顺利，事实上，相互有二十多年政治交道的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对谈判的最终结果抱有希望——后者的真正目标就是夺取政权。就在毛泽东、周恩来一行飞往重庆的这一天，朱德在延安对准备前往东北的队伍发表讲话：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达东北需要半年的时间，所以中共军队尽快占领东北，次日，刘少奇还自信地发出指示，尽快派出中共干部和部队前往东三省，“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11]。就在重庆谈判开始的8月，中共中央给所属部队发出继续保持攻势的“通知”：
在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座，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与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路、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那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
谈判期间的9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12] 这应该被理解为本月马林诺夫斯基安排的使者在延安与中共达成统一：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大城市移交国民政府，而苏军将帮助中共渗透在东北的其他地区和区域。这样的军事态势和行动，与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介绍的八路军具体受降的实际情况形成明显对比[13]。实际上，9月14日，延安已经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了东北，以便“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黄克诚的建议），17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建议中共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0月3日，苏军将领当面告诉中共东北局：这个争取控制整个东北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考虑到这种方针与《中苏条约》相抵触，毛泽东告诉党内：“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14] 在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飞回延安，13日发出全面进攻的命令；15日，刘少奇致电各中央局：“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国民党军队——引者）。”[15] 19日，毛泽东要山东的陈毅、黎玉“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开始的好胜仗。”[16]通过津浦战役，中共控制铁路二百多公里，消灭国军二万八千余人，并截断了国民党军队北上接管东北的通道。 24日，中共军队在磁县和邯郸阻击国民党第四十军、三十军和新八军，30日，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投降中共，11月2日，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24日，国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写道：“我们连续退避了几百里，从丰镇、集宁、涼城、武川、和林、陶林，一直退到绥包，而共产党军奔驰千里，连绥、包两个孤城，也被团团围困，猛攻不已，这就是全国所一致反对的‘内战’。”在给毛泽东的公开致电里，傅作义向毛泽东实为向民众申诉：“余敢负责声明，余绝对未奉到蒋委员长攻击贵方军队之命令”，“尔后贵方军队如再迫进，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时，发生战事，则内战全部责任应由贵方担负，尚望先生慎以自处。”[17] 尽管傅作义阻止了中共对平绥路的攻势，但这时中共已经基本控制了华北的察哈尔、热河、河北、山东以及山西等省大部，国民党只能接收少数不多的大中城市。国共之间的武力之争让人们焦虑之至，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均持观察和批评态度的储安平在他的《客观》第2期（1945年11月17日）里的劝导是彼时人们普遍的看法：
目前停止内战的主要希望，还是系于国共两党对于人民的责任心。很明显，人民反对内战，今日之中国也再经不起内战，国际大势也不许我们再作内战，共产党为了要获取来日的政权，实不能任性行动，漠视民意，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身当执政，且已执政了20年，对于今日国家的治乱，所负责任尤重于他人。 [18]
注释：
[1] 郑振铎：《谈国共会谈记录》，《民主》第2期，1945年10月20日。
[2]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重庆谈判资料选编》1979年，第1页。
[3]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重庆谈判资料选编》1979年，第8页。
[4]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9日。
[5] 《纪要》签字人员：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1945年10月12日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纪要》。参见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重庆谈判资料选编》1979年，第11-15页。
[6]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重庆谈判资料选编》1979年，第6-7页。
[7] 重庆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167页。
[8]但是，毛泽东却告诉对方：“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公司1976年版，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
[9] 《毛泽东年谱》（下卷），1945年10月12日。
[10] 蒋介石的底线在之前8月28日的日记中有载：“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11] 《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第134页。
[12] 辽沈战役纪念馆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
[13] 在合众社记者的采访文件里有这样的记录：“毛周两人皆坚持说：目前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冲突。并说，共产党自许多区域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共产党继续与伪军作战，因为敌伪军‘依然攻击我们’，并重占许多城市。”（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重庆谈判资料选编》1979年，第6页）事实上，部分地方投降日军和伪军对中共军队的反抗是按照蒋介石的受降命令执行的，即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
[14] 毛泽东：《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15]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14页。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17] 《中央日报》1945年10月26日，第2版。《抗战史料初稿》，第7编，《战后中国(二)》，第294页。本书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508页，及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18] 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