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人们欢呼胜利的到来！但是，新的问题正接踵而至，在8月15日的《抗战胜利广播词》里，蒋介石带着明显的忧虑说：
战争确实停止，以后的和平，必将昭示我们，正有艰巨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 [1]
这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套词，蒋介石的确已经意识到了新的甚至更为复杂的危机：苏联对东北超越协议规定的占领、战后国家经济的匡扶、社会秩序的建立以及面临中共对国家政权的觊觎。抗战结束，由战争带来的国民经济问题迅速凸显出来，战争影响生产的规模与稳定性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收入，关税也因为沿海失守而大大减少。政府显然要承担责任，何况贪腐、行政低效和官员的无能，强烈地影响着国民党的形象，并逐渐动摇其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抗战期间及之后，中共不断通过各种宣传攻击国民党时，其政治效果也随之逐年显著。
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导致日本很快宣布投降的事实让国共双方事先都没有预料，国共双方各自收到日本将投降的消息后，都开始了之前各方在政治、军事以及外交战略和策略的调整。基于终极目标是夺取政权，中共在去年6月的城市工作会议就已经作出未来抗战结束之后的政治与军事安排，之后的8月，毛泽东对王震很清楚地说过：“明年要反攻，我们要占大城市，华南根据地要很快建立与发展。”[2] 因此，就在获得日本将投降的信息的8月10日当天，中共中央就致电华中局，部署接管日战区：“一、六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 “五师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与之同时，中共中央已经要求“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五师师部即日发表武汉市长及湖北省主席，人选你们拟定之。”[3] 接着两天，中共内部已经任命了数个省主席和数十个市、县长。通过这样的安排，中共试图从事实上证明已经控制并拥有这些省市地区，争取其政权的合法性。
1945年8月11日，美国在与中、英、苏三国政府商议后，通过具体文件代表盟国告知日本，盟国接受日本在昨天提出地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于当天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合会议，安排受降程序。在同一天向包括十八集团军在内的中国军队的电令中，明确各个部队原地待命，根据盟国协定执行受降的一切规定。然而也在这一天，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朱德以中共延安总部的名义，向各地中共军队发布七次命令：“解放区”内的中共军队直接执行对日占区的日伪军的投降或消灭——如果有抵抗的话；配合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作战；配合外蒙军进入内蒙及绥、察、热地区作战；进占山西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进占各个重要交通线，接受敌伪军投降；配合苏军进入朝鲜作战以及进入敌伪控制城镇要塞，实施紧急军事管制。中共的意图很清楚：接收日军投降的武器和地区，以便转化为中共的实力。
8月12日，杜鲁门向麦克阿瑟下达命令：“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越南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4]
8月13日，中共将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改称山东省政府，任命黎玉为山东省主席。并命令山东军区尽快占领济南、青岛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同一天，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开始试着使用“解放军”这个表述。
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向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发出涉及六项原则的指示，也在同一天，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身份，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贴，告知：“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5]，同时致电冈村宁次，要求后者向中共投降，试图通过受降将日战区及其1.6亿人口划入中共控制的范围。但冈村遵循了盟国指示，命令在华日军直接向国民政府投降。
16日，朱德又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要求解放区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参与受降程序，包括收缴武器资材。蒋介石对上述中共的命令和要求有这样的看法：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项要求，其企图极为显明，就是破坏国家统一，破坏军令系统，采取自由行动，收缴日伪武器，占据及破坏交通要道，扩大匪区地盘，特别是依附俄蒙军队，割据我东北及热察绥，分裂我国家，并以“联合政府”的口号，向国民政府展开其政治斗争与颠覆活动。 [6]
尽管如此，直至日军投降，中共军队已经拥有华北、华南以及华中地区的十八个解放区，人口过亿，正规军超过100万，而民兵已有200万，这些数字也许有些夸大——毛泽东希望国内外知道中共的发展与壮大，但是中共的军事力量的确已经显示出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能力。起码在最初的两周，中央军与中共军队在收复日军占领地区上进行了竞赛，国民政府基于《波茨坦公告》规定和其自身的法统不允许中共擅自接受日军投降，盟军总部的受降规定和苏联与中国的“和平条约”签署主体是国民政府，这在法理上推翻了中共之前考虑——通过对日占区的受降而扩大解放区范围与建立受降区内中共政权——的现实性与合法性。在争夺抗日胜利成果中，美国支持了国民政府，美国派遣了五万海军陆战队占领重要的港口和交通要道，并用飞机运送中央军的部队到达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蒋介石有50万人的军队迅速分布到各个地区。这样，华中、华东以及华南的重要城市和交通被重新控制在中央军的手中。
至少在8月23日之前，中共还不了解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条约》中的内容，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7]
协议显然就东北的各项事宜已经有了确认，即中苏涉及东北的一切问题交由协议主体重庆政府来处理，苏联对中共的暂时遮蔽导致了延安一度对时局的判断失误。可是另一方面，苏军在8月8日进入东北之后，并没有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而停止军事行动，苏联远东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n Y.Molinovsky）的一百五十万军事力量覆盖了整个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国民政府安排了接收官员熊式辉（1893-1974）、张嘉璈（1889-1979）以及蒋经国分别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和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与苏军交涉接收。蒋介石集中了大量资源帮助日本军民顺利返回日本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赞扬，他在8月15日的讲话中说：“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我们不要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的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使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以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8]，但国民政府在接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仍然招致普遍的抱怨，例如接收人员的不足以及在其接收过程中的“系统紊乱，责权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蒋介石）和不作为现象也导致接收工作的障碍并引起民众的不满。蒋介石在自己的军队不能及时到达东北时，便命令日本军队和伪军予以配合，直至11月底，还有10万日军驻守山西、察哈尔、河北，这很自然地给日伪军和中共军队提供了冲突的可能；在惩处汉奸方面，基于政策上的漏洞，有些傀儡政权的官员通过更换政府机构的招牌就转换为重庆经改造了的机构；当人们提醒务必严惩汉奸时，对抗战期间帮助过抗战的人可以宽大处理的政策又让一些汉奸一夜之间转变为爱国者，有些人甚至说他们至少是从事过地下隐秘工作的爱国者，这样很自然地逃避了惩处，正如当时的报纸提示的：政府为什么还不及时惩处原伪满洲国的官员，他们甚至还成为国民政府在东北的新机构的成员。至于在接收过程中出现的贪腐也非常普遍，混乱中，任何有权力招牌的人都可以在没收日伪政权财产的过程中巧立名目将公据为私有。正如蒋介石在一份给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的电报中所涉及的现象：“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军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的沪、平情状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悉电即刻着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盖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护罪犯情况反生。”[9] 种种无能与腐败现象，正在导致国民党在抗战结束后迅速失去民心。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1949年）里就透露了美国观察的结果，在1945年11月20日给华盛顿的报告中，魏德迈“相信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事一结束后，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10]
同盟总部对蒋介石接受日本投降的委托身份以及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中苏协议”的主体，使国民党处于政治优势，同时，考虑到苏联对日作战，必有新的问题。与毛泽东了解到苏军参战表现出兴奋的情绪不同，蒋介石则“忧虑丛集”，他担心与外蒙的关系处理“以及东方民族之盛衰强弱”问题。现在，蒋介石决定立即重启谈判来解决中共问题。蒋对毛泽东有三次公开邀请（分别为8月14日、20日、23日）到重庆谈判，在第一次复电中，毛泽东要朱德告诉蒋：就受降问题，“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毛没有理睬蒋；此时的中共仍然在计划夺取主要城市，8月20日，毛泽东还复电华中局：“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11] 这表明，直到这时，毛泽东似乎对于蒋介石邀请谈判没有丝毫兴趣。
也是在20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二次邀请，蒋告知：“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憫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12]
人们关注国共谈判实现全国和平的愿望迫切之至，以至于每天都在观望并期待延安对国民政府邀请谈判的回复。就在20日，着急的顾颉刚还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共产党跋扈鸱张，存心割据，要日本向彼投降，要自己选出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要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停止租借法，简直要使中国立即分裂。国民新逢胜利，正谓兵革无罹，乃内战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别有心肝之人，无不痛恨共产党者，此真有祸中国也。国民党固不满人意，但今日之中国实不容分裂 。[13]
8月24日，即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三次邀请的次日，胡适托王世杰代为发出一份给毛泽东的电稿，其中的内容显然也关系到重庆谈判：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 [14]
的确，全国各界高度关注涉及战后和平的国共和谈，对蒋介石的主动邀请普遍表示认可，报纸媒体纷纷发表欢迎与期待。《中央日报》（1945年8月21日社论《内争不容再有》）称：“我们要请毛先生惠然来渝，以事实来证明其无意于内争，以事实来慰藉热望和平幸福的全国人民！”《大公报》（1945年8月21日）希望延安方面对盟军总部的规定给予尊重，同时“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延安《解放日报》在8月22日发表的社论中还有对蒋介石邀请函中解释接收权限的反驳，完全没有顾及抗战开始国共两党的宣言和协定，而将中国军队分为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对蒋介石的受降命令予以指责，“不知何款何条规定了一个国家的军队某部可以‘积极推进’，某部必须‘驻防待命’”——社论没有仔细理解盟军总部规定的实质是将受降权力的归属交给国民政府的蒋委员长，日军的投降只能按照盟军总部的规定听从蒋委员长的命令。蒋介石的第二次邀请和舆论界的呼声提醒了毛泽东，他改变了与国民党平等对待的政治策略，因而他在第二份复电中语气与语词发生了明显变化：他要周恩来即刻先去重庆，并使用了“前来晋竭”这个由下对上谦逊的词汇，“解放军”这个称谓的使用也被紧急叫停。这意味着，毛泽东暂时仍然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看成是国民党的军队，起码从表面上认可重庆政府是目前唯一合法的政府，他把谈判的焦点从联合政府移向了解放区和军队的安排上。
8月23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三次邀请，这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达了此时他对未来的判断：“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15] 这应该被看成是重庆之行中共的基本底线，这意味着之前的“联合政府”不便再提了，而准备“参加政府”。实际上，在23日会议前后，苏联也致电中共敦促毛赴渝与国民政府谈判[16]，斯大林要求中共停止武装行动。毛显然意识到中共全面对抗国民党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苏联的意见不过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策略——之前苏联就帮助波兰共产党策略地接管了政权。在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与周恩来于8月28日一块飞往重庆。他在重庆机场对新闻记者说：“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17]
注释：
[1]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民国73年），第3272页。本书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481页。
[2] 《王恩茂日记》（1944年8月8日，时任王震部三五九旅副政委）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3] 《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13、214页。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3日。
[5] 在16日给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复电中，朱德对中共身份的表述也是这样的：“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中共的意图显然是想表明重庆政府并不是唯一合法的政权主体。
[6]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35页。本书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478页。
[7] 《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55页。
[8] 蒋介石8月15日的全国讲话中关于对日本俘虏和侨民的政策被认为“以德报怨”，给世界各国留下深刻印象。从11月第一批遣返船到次年8月的最后一批俘虏和侨民的返日登陆，中国协助遣返125.5万名日俘，近80万日本侨民。加上之后仍有陆续回国的日本人共计遣返310万人。
[9] 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2日。
[1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92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12]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1日，第2版。
[13] 《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5年8月20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13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第26页。
[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4页。
[16] 王世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三电毛泽东，促其来渝商和平建国大计，毛氏突又应允来渝，盖中苏条约成立后，中共之势力益孤也（实际上苏联或已暗中促使中共与中央政府妥协）。”《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27日。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白皮书里认为：“毛氏出人意料的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惟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69页）
[17]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重庆谈判资料选编》1979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