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政治与军事谈判上，中共把国民党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的失利作为谈判条件不断加码的依据。因此，国军在衡阳战役的失败（8月8日）之后，使得毛泽东对国民政府的要求完全不限于之前谈判的“五军十六师”编制，而是“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8月30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复函：“一切问题，都看国民党有无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立即实行宪政，而不推在抗战之后。”[1]
1944年9月，在日军推进“一号作战计划”所向披靡攻陷桂林之后，叶圣陶有这样的记录：“此次敌自湘入桂，几乎所向无敌，其迅速与豫战同。于此见我方之兵殆已不可用。向谓精兵尚未用，兵源决无虑，皆成纸老虎被戳穿。且而今而后，敌之进攻将于何底止，亦难测料。”叶圣陶总结说：“至于我国之不振，不能推言积弱，政治之不善实为主因，此言余自今深信之矣。”[2]
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参政会上报告国共谈判情况，“顺便”[3]提出明确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里明确指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4] 9月期间，中共不仅开始筹备实为第二政府的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同时，也开始为新的政权的军事组织修改名称，即在9月22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对“解放军”概念的提出。
独山被日军攻克之后，中共进一步判断国民党走向衰竭，12月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与赫尔利的翻译包瑞德（David D. Barrett 1892-1977）见面，表达了此时中共对之前与国民党谈判的最新态度，这个态度的实质是准备另立独立政府，包瑞德记录了毛与周的表态：
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我们已经关住了大门，但是窗户还敞开着。那“五点建议”（赫尔利从延安带到重庆的方案——引者）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 [5]
包瑞德没有支持毛周的意图，并认为中共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解联”）这样的举动将更加让外界认为中共是叛乱分子，何况国民党军队的胜败还没见分晓，一旦国民党胜利，中共将会难堪。毛泽东很快又回到了“联合政府”，并认为一旦国民党军事失败，中共就可以在联合政府中占“大股”（周恩来、毛泽东语），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被搁置。
针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第五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抗战结束后一年之内召开国民大会即宪政提前实施。这个动机非常迅速，因为就在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参政会上提出联合政府的建议的次日，蒋介石就在会上说：“本席正在考虑提议在明年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果到那个时候，抗战形势好转，宪政或有提前实施的必要。”[6] 12月8日，蒋介石又对立法院长孙科说：“联合政府不能答应，但口头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宪政可以提早。”[7] 1945年1月4日，基于准备国大和行宪工作的推进策略，蒋介石又安排了一个临时措施：于行政院成立一个“战时行政会议”，即临时内阁，“由七至九人组成。中共及其他党外分子可参加此会议。（蒋介石——引者）嘱予起草条例（此一计划意在容纳中共所谓‘联合政府’之要求，而谋中共问题之解决）。”[8]
在4月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直接提醒人们，在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训政”或“一党专政”的好处了，现在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候了。而蒋介石在5月5日开幕的国民党六全大会开幕式上也说：“我在去年国民参政会时，以及今年元旦对全国的广播，两次说明我们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决心，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辞，更具体表示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八十诞辰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5月18日，六大要求三个月内取消军队的党部，各级学校不设党部，三青团改属政府领导。蒋介石要求全党痛彻反省，否则，“我们真是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9]。蒋介石的“宪政”与毛泽东的“联合政府”看上去非常接近——这也是赫尔利因为不懂中文在参与调停时没有搞清楚“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究竟有什么差异，但是，蒋与毛各自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前者试图通过“宪政”巩固国民政府，后者则希望通过“联合政府”推翻蒋介石的统治。针对延安要成立解放区代表大会，蒋介石指出这是要“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双方难以达成共识。7月初，民盟代表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人前往延安调停，尽管民主同盟是国共之外的第三方，但仍然没有起到根本作用，不过，民盟针对如何解决国大问题而提出来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被中共认可，中共告诉这些去延安调停的第三方：政治会议的目的是商讨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没有将国民政府视为绝对的合法政府，他在4月1日对美国驻华大使官员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提供了一个数据：“重庆控制下地区1.9亿人口，日军占领地区1.6亿人口，共产党地区1亿人口。”[10]他要告诉立场偏向蒋介石的美国人，这个数据的比例将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这也是延安将要成立解放区联合代表大会的依据。7月13日，在民盟代表离开延安几天后，中共成立了以周恩来等25人为常务委员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这意味着，中共将公开、独立地开展成立联合政府的行动。[11] 现在，中共已经可以直截了当毫无顾忌地代表人民大胆地向国民党要求交付应该给予人民的权利了，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
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人民作主。这是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事。抗战八年来，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得到应得的权利。边区和解放区一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应该保持，不能保持就是取消民主；大后方和敌占区人民是没有得到民主的。现在应该得到，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就是阻扰民主。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也应该是民主的中国；在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犪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
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12]
的确，1945年，在中共第七届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告诉人们：中共现在已经拥有121万党员，91万的军队，220万民兵，控制地区的人口有9550万。尽管与国民党的军队比较，在人数和装备上仍然相差很远，但无论如何，在抗战八年里，中共已经发展成为唯一可以与国民党抗衡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致在与国民党进行的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斗争博弈中，中共已经获得了游刃有余的资源。不过，在抗日战争还未结束之际，各种变数仍然存在，中共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战略局限于单一或固定不变的策略上，一旦可能，中共也愿意通过任何方式和渠道获得任何方向的资源（政治、军事以及人心），以便让自身更安全、更有把握的发展。例如，1945年3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已经清楚地发现中共可以不再听取美国顾问的意见，1月，延安还通过美国外交官们试图不仅能够到美国拜访总统，还渴望美国绕开国民政府直接向中共提供武器和物资，可是这时，毛泽东根据2月上旬结束的雅尔塔会议以及莫斯科给延安的通报，中共获得了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并支持中共的信息。延安为苏联的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给斯大林的电报，并同意延安将斯大林的复电也刊登在延安的报纸上而感到振奋——中共觉得自己不必在希望苏联的支援和争取美国的帮助之间太费脑筋。到了4、5月，美国对华政策的格局基本确定：扶蒋反共。当中共清楚了美国的立场之后，完全改变了之前的语气和政治策略。尽管在4月的时候，美国还给延安空运了大约1.4万磅的电台和零部件设备，但是在本月下旬开始的中共七大会上，毛泽东已经不再顾及之前的友好态度，非常不客气地将美国政府说成是“反动派”了：“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3] 在大会报告《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非常明确：他要着重说明的是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个“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几乎是同时（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会后，蒋介石告诉他的军队跟随者：要时刻提防中共“夺取政权赤化中国的阴谋”[14]。
中共大肆宣传“民主”，主要针对的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寻求共产党的合法性进而争取夺取国家政权。毛泽东有效地保持着宣传民主和指责蒋介石独裁的节奏，当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共的媒体《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对民主的讨论和声张就停止了。
注释：
[1] 《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
[2] 叶圣陶：《西行日记》（下），《叶圣陶集》（第2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338页。
[3] 实际上，“联合政府”的概念在9月4日中共中央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文中就出现了：“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册，第323页，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当林伯渠等人请示中央以何种方式在参政会上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时，延安回复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在会上提出。不过，林伯渠在与其他民主党派私下商议时，得到的意见是不赞成，因为那样不便于大家立即表态，林得到的建议是在大会报告时顺便——即非正式——提出。
[4]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5]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91-98页。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6]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第507页。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7] 唐纵日记，1944年12月8日，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8]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4日。
[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5月7日。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
[10]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8页。
[11] 左舜生在他的《近三十年建文杂记》（第94页）中记录了他随民盟代表团在延安调停时毛泽东对他说的话：“蒋先生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485页。
[12]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3页。
[14]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