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吁，中共早在抗战一开始就再掀高潮。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没有任何口号有“共同抗日”更具有号召性和影响力，这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中共利用了这样的背景，不断宣传抗日并发动全国性的学生和社会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知识界参与了对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催促，在1935年北平学生运动之前的5月，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也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发布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涉及到释放 政治犯 ，各党派立即安排代表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这样的主张自然不符合蒋介石的意图。7月， 沈钧儒 、章乃器、 邹韬奋 、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旨在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11月23日，国民政府在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命令下，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谓“七君子事件”。中外知名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 罗素 ﹑ 杜威 ﹑爱因斯坦呼吁释放沈钧儒等人。中共也参与了营救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七君子被保释，但直至1939年2月才撤销了起诉书[1]。“七君子”事件涉及到当时关于如何处理言论自由与政治犯问题，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一党训政”以来的逻辑，即以国民党的指令为超越法律的最高指令，这种独裁方式加剧了人们对国民党与政府的反感。然而，中共正是通过呼应知识界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来扩大同盟军。2月25日，《新华日报》也小心翼翼地发表对民主给予强调的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今后的努力方针在于：第一，加强民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筹备中的参议会，逐渐变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于抗战期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实际上，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共就清楚，民族战争可以通过对民主自由这些英美国家非常认可的概念为中共提供一次不仅仅获得合法地位，还能够迅速获得参与国家管理甚至夺取政权的机会。在蒋介石庐山讲话的几天后，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中提出了中共建议的抗战八大纲领，其中“改革政治机构”已经涉及到了“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文章里，在八大纲领的基础上又整理出抗战的“十大救国纲领”，关于改革政府机构，欲参与国家管理的意图更加明显：“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尽管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但是，毛泽东却能够在文章的最后写出这样一个让人们充满希望的口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毛提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说这样的国家体制与中共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一回事，中共显然希望在国家政权中占有重要份额。这个时期，蒋介石还坚持着训政安排，他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39年5月7日）讲演中继续强调“以党治国”“以党建国”，毛泽东则强调“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其目标是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战争中的国家治理面临若干问题：人们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领域都对国民党的统治严重不满，日常社会生活中让人最为难以忍受的是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飞涨，而少数豪门资本却能够在混乱的时期通过滥权获取财富（基于是战时情况，人们用“发国难财”来表述），繁多的苛捐杂税让大多数民众难以承受，贫困、疾病以及战争导致的恐惧与绝望，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代名词。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1941年，费正清的一个学生玛丽克莱博（Mary Clabaugh）随她年轻的汉学家丈夫芮沃寿（Arthur Weight,1913-1976）正好在北平，她在写自北京的一封信里这样描述她的中国经历：
起初，这里残酷的生活使我感到很压抑，渐渐地，虽然依然感觉到压抑，但是随着其他情况的出现，对这种重压的感觉已经有所减轻。马儿因为不堪重负倒地而死。不过还是个小孩子，就去拉黄包车，谁都知道要不了几年，这些孩子就会死去。有几个小孩子掉进湖水中，因为无人发现得不到及时的救捞而被淹死，而他们的母亲则因悲痛过度而绝望，最后用镰刀割破自己的喉咙。一名年轻的警察就因为在值班的时候睡着了，醒来之后就在他上班的地方上吊自杀了，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丢了饭碗，以后就无以糊口了，而他年迈的父母得知儿子自杀的消息后，也双双服毒自杀，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生活来源已经枯竭了。人们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着，这情形真是太凄惨了，显然，生活已经毫无意义。 [2]
一个在40年代在中国旅行的美国记者对她所观察到的情形感到无法承受：
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运气，再也没有比出生和生活在那里更差的了，除非靠某种黄金般的机会，你碰巧出生在拥有权力、金钱、特权的家庭（即便如此，也世事难料），而这种可能性仅是千万分之一。我同情他们，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可容忍的未来，我渴望尽快逃离，从我所陷入的这一切：长年累月的苦难、污秽、绝望和我自己的幽闭恐惧症，就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 [3]
1940年10月20日，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在《时事类编特刊》上发表《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金融唯一的出路》写道：“现在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其头颅热血，几千万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熟甚于此。”他当然指的是官商勾结，“中国今日发国难财者除商人外，尚有利用政治力量而发财者。此种行为本非官吏所应有。故欲实行资本税必须先自发国难财之大官始。官吏所发之国难财，尤宜全部予以没收，以为人民表率。”[4] 画家丁聪在1944年画的漫画《现象图》，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这个时期纷乱的社会境况。混乱的时期只能靠警察与特务来维持，不断地抓捕和杀人导致人心惶惶，以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被视为独裁政权。
与国民党的冲突使得中共利用可能的机会与条件去争取在政治态度与立场上占人口多数的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危机已经超越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共的策略改变为通过争取一切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通过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喊，中共争取到了知识与各界贤达不同团体组织等中间势力的同情，例如在皖南事变之后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相当时间里是中共的理解者与同盟军，这个组织包括了当时不少立场观点相异但都积极主张抗日的社团力量，鉴于不断有个人参加进来，同盟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同盟一开始发出的《对时局主张纲领》就与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相左：“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5] 延安中共的媒体《解放日报》立即呼应了这些中间势力的立场，并说：“三十年来，国内一切政治运动，都是围绕着两个核心，一是民族独立，一是民主政治。”[6] 然而，蒋介石并不认为他遵循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安排有什么不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这个需要高度统一指挥的时期，而中间派往往是根据目的而表示立场，中共对民主的呼吁很容易获得中间力量的认同，结果，蒋介石在争取更多中间力量的支持上较之毛泽东明显失利。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之后，蒋介石于次月接任主席并兼行政院院长。现在，蒋已经掌控了国家、党以及军队的所有权力。董必武从重庆回到延安作《大后方的一般概况》的报告是这样描述蒋介石的：
林森死后，他做了主席，独裁统治形态更完备了。国民政府原有一个“国民政府组织法”，组织法上规定的权力只是国家元首，和接待外宾，实际上只是国民政府的监印，有任命和命令时盖盖印而已。等蒋要做主席，他就把组织法修改了，主席可以做中国海、陆、空军大元帅；可以兼任任何职务——行政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都可以兼。过去国民政府五院院长是经过国民党中央提出和通过的，现在便由主席提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以前五院院长向国民党中央负责，现在是对主席负责。从这里可以看到，别人做主席时，什么权力也没有，他做主席时，便有一切权力，别人不能兼任任何职务，他却可以兼一切职务。 [7]
中共无须等到战争结束才开始向国民党发动挑战，鉴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以及普遍的民怨，中共借国统区逐渐扩大的民主运动，不断提醒中国民众国民党在实施独裁统治，非民主不能解决今天的所有问题。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演说：
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 [8]
中共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基于军事与政治局势，当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不断推进，而国民党军队接连失败时，中共会利用这样的局势改变政治策略。1944年6月6日，诺曼底战役的开始意味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但这没有影响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的继续。在华莱士与蒋介石在重庆商讨如何处理国共矛盾的同时，延安便大规模开展了美国价值观的宣传，中共通过不同的文章充分强调了民主作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解放日报》1944年6月23日发表了《欢迎华莱士先生》，在文章里，中共不仅称赞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穷困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怖的自由），并且声称这四大自由已经在中共控制区“见诸实施”，而国民党统治区则“牵制舆论，统制思想”，因而今天的中国必须“立即废止独裁、实行民主”。在《新华日报》6月24日的社论里，中共对美国及其民主给予了尽可能的赞美：
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将军统帅的盟军能在法北胜利；为什么尼米兹海军上将统率的海军，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马里亚纳和菲岛之间，获得海陆空三方面的大胜；为什么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能够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进展；为什么史迪威将军在缅北，陈纳德将军在中国上空能够发挥这样大的陆空威力；为什么美国成了民主国的兵工厂？我们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扩大民主。 [9]
7月4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执笔的社论，说：“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8月10日，王世杰、张治中就之前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的十二条谈判提案正式复函，针对提案中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国民政府的意见是：“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10]
注释：
[1] 尽管中共与各界人士当时极力奔走、营救主张抗日、停止剿共的“七君子”，但他们在之后的命运并不顺畅。除了 邹韬奋 、沈钧儒、沙千里因病去世， 李公朴 于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工射杀， 王造时 被划为右派，1969年1月14日在狱中死亡。 章乃器 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招致残酷殴打，1977年5月13日病逝。史良“文革”时遭到抄家。
[2] 该信写于1941年8月2日，本书转引自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Chinese Roundabout by Jonathan D.Spence, W.W.Norton & Company Inc.1992）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368页。
[3] Martha Gellhorn, The Face of Wa r(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8),p.70.（转引自 CHINA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by Richard Bernstein）
[4] 《马寅初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199页。
[5]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6] “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社论），《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7]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6月翻印，第136-137页。本书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8] 《历史的先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9]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10] 《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4日，本书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