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拼死对抗，相对于国统后方与正面战场，延安具有一种在战时中的安全与松弛。考虑到必须进一步地巩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决定展开对党内政敌的最后肃清运动，让刘少奇、康生、陈云、彭真、高岗和李富春组成了一个“中央整风运动委员会”，以便协助他领导的党内整风运动符合要求的开展。1942年2月2日，延安的《解放日报》报道：毛泽东发表演说，号召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被认为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不同于国民党解决内部冲突使用协商或者公开的战争手段，毛泽东的“整风”是通过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概念——在党内合法性的解释而推行的一种政治运动，目的是通过批判党内主要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势力[1]，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进而彻底获得在党内政治和军事的领导权。这个运动直至1944年下半年国外记者和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考察才告基本结束。
最早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共的埃德加·斯诺对1937年之前的中共延安有这样的基本判断：
最后，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10年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像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
这一些至少是够明显的了。由于分享俄国革命的集体经验，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无疑地得到了很大好处。但同样确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生长发育的痛苦过程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也可以归因于共产国际。 [2]
毛泽东一直对国际派没有任何好感，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与国际派的博弈，只是在不同时期里所处的具体政治环境不同，毛泽东总是小心翼翼地推行他的政治策略或者接受被否决。到了苏德战争开始之后，毛泽东已经敢于公开地无视共产国际及工作在延安的塔斯社记者了，他甚至也怀疑过苏联是否能够战胜德国。[3]
延安整风运动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共产党30年代初的“肃反”或“肃AB团”的党内斗争的历史。在这个中共党史教材里多少有些模糊的历史中，毛泽东经历了与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复杂矛盾，党内国际派对解释正统的马列主义、推行苏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以及对毛的批评，提示了他必须尽快阅读马列著作并认识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在中共内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掌握在国际派和一些在20年代后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有研究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手中，正是因为没有解释权和缺乏共产国际身份的合法性，毛泽东经常受制于王明等人的批评。的确，在毛泽东1937年之前的写作文献里，我们没有看到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充分论述。可是，在30年代与毛泽东共事的那些党内大多数政治精英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教育，这给予了毛泽东无形压力，即：如何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将其系统词汇融入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中，同时，针对党内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权威和精英可能提出的深奥问题有一个理论准备，随时可以在哲学理论上而不仅仅是军事策略方面给予反驳和指导。在1936年到1937年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翻译成汉语的前苏联哲学文本，《实践论》和《矛盾论》被认为是在这样的阅读之后写成的。很快，他也开始讲授辩证法的思想。1938年，苏联处在“肃反”风暴之中，王明的重要后台米夫被枪决，这使王明在党内失去影响力，以至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毛泽东已经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讲究中国特点的思想非常契合当时的抗日民族主义潮流。毛泽东开始在党内实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中，王明提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不要让唯物辩证法被孔子的折中论和繁琐哲学所替代，不要用中国的旧文化旧学说去代替马列主义的新学说，不要因为民族化就去忽略国际经验，但是，王明的提醒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从策略上讲，毛泽东没有简单地利用中国经验去对抗国际派的马克思主义。1939年起，他开始利用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范本《联共（布）党史》来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本在斯大林“肃反”时期出版的著作构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结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样板。显然，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概括出了他认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髓，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类通俗名言。
实际上，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于1941年5月19日在毛泽东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讲演，他希望全党全军能够认真地以《联共（布）党史》而不是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为中心材料开展学习，因为“《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任何有基本理论常识的人都能够看出，毛泽东这个举措的目的是想让他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合法，一旦达到目的不需要时，就会产生新的不同解释[4]。
毛泽东开场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使中国革命为之一新”。[5] 在这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为问题特殊性与改造原典理论的理由。毛泽东针对国际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熟悉做了这样的评价：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6]
什么是中国革命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究竟应该如何结合并产生一个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希望与会者自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来思考和辨别。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显然有所指地向全党公布了他所不喜欢的理论家，他说他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他甚至将他们比做：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7]
毛泽东为了加快编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进程，于1939年和1941年分别将陈伯达、胡乔木安排为中央政治局秘书和私人秘书，以协助他的理论研究。[8]
1940年2月，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回到延安，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复存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关注并控制中共党内政治的精力进一步削弱；1941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对走国际路线的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毛甚至干脆认为国际派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假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与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他们被斯大林认为是“人民的公敌”——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结果是，彻底地剥夺了王明等人在党内思想与政治上的合法性。这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控制力，这给予了毛泽东彻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更自由的条件。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整顿党的作风》）的全党整风动员报告，现在，毛泽东可以从容地号召全党进行一次“思想革命”。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基础上，毛泽东继续针对国际派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的重要任务：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9]
在整个讲话里，毛泽东将主观主义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毛泽东希望“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将“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在这里，毛泽东特别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很多人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糊涂。他没有区分地说：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10]
毛泽东将“知识”的范围做了限定，所谓知识不过是“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这两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被作为“结晶”塞进这两门知识之中。于是，那些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发现，这两门知识他们都是欠缺的，以至连“知识分子”这个头衔也显得失去了价值。就生产斗争知识方面而言，他们应该向工人和农民学习，就阶级斗争知识来说，他们应该服从党的指挥，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11]
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提及的学风问题——“党八股”问题，毛泽东是于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做的题为《反对党八股》进行专题讲演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是“党八股”，“党八股”是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必须加以肃清。“党八股”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教条主义的另一种“八股”形式，是“洋八股”。毛泽东提示说，“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提倡了科学和民主。不过，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因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导致形式主义的产生，而这样的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当这样的形式主义向“左”发展，就演变为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2]
所有这些概念对于延安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党内、军队里的高级领导人还是那些从国统区奔向革命圣地的充满理想和产生新疑问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严重的，既然与党的事业相违背，那么，这些涉及思想方法、思维水平以及知识范围的问题将很容易演变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性质上的问题。[13]
事实上，毛泽东的目的是：在政治和组织上清除了王明国际派之后，必须从根本上，即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消除被教条主义者（国际派）经常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影响，用一整套全新的文辞解释——不妨表述为“再造”——马克思主义，以形成一个被认为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理论，并用这样一个新理论去填充“教条主义”落荒之后留下的真空。毛泽东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他在全党、全军以及整个解放区的领导地位。所以，整风运动可以被看成是毛泽东第一次有计划有策略地建立意识形态基础和体系的举动，在以后的历史中，毛泽东沿用延安整风运动的方法进行每一次政治与文化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斗争，直至60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1942年1月，作为中宣部部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决定主动离开机关到乡下基层进行社会调查，临走前，他对院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至于现在的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可以想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典还没有在中下层领导和群众中普及的时期，所谓的“教条主义”只可能发生在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之中，这些干部往往是那些曾经去过前苏联学习或者工作的人，毛泽东对国际派的针对性是不言自明的。所以，《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批评和嘲笑“红色教授”的社论与文章将那些具有理论功夫的研究人员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至于像王明、博古、张闻天这样的领导人，则清楚他们政治处境的不妙。1942年2月2日，也就是毛泽东进行《整顿党的作风》讲演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说：“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
鉴于估计“红色教授”们的检讨和认识不会很快奏效，毛泽东开始利用更为广泛的力量，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要求党员“倾听各种不同意见”，为了发动更为广泛的力量参与到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3月，毛泽东还曾起草了一份《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议（草案）》，告诫党员：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当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以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14]
概念的使用与普遍的号召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是非常正常的。当那些天真朴实的年轻人聆听了毛泽东的动员报告之后，很快就充满热情地开始对他们认为存在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评，他们似乎没有理解到整风运动的真正目的。
1942年3月9日，由博古担任社长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该报文艺栏很快登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以及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这些文章在延安这个三万多人口的城市掀起了政治大波。
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谈到知识分子在延安的地位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尊重，普遍存在“首长至上”的现象，基层领导工作态度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缺乏民主作风，同志之间缺乏友爱与平等，妇女的地位需要提高，这些现象似乎与他们当初没有到达延安时的理解不一样。
1937年10月就到达延安，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之后由张闻天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几年里翻译了大量马列原著，并与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始终保持友好关系的王实味（1906—1947），因其性格和早年养成的五四精神的价值观，在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的《野百合花》里对于这个时候延安存在的问题给予了生动与富于理论色彩的批评。王实味就对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现象对等级制度的思想和历史进行了分析，在理解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的前提下，提示了有可能出现的旧秩序。他将那些“黑暗面”提示出来，希望人们注意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王实味直接借用了毛泽东惯用的词汇“天塌不下来”，他完全知识分子化地以为这样的借用不过是过去城市知识分子相互进行论争时的习惯，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借用改变了词汇的所指而侵犯了词汇后面的专用权力，何况王实味的确对毛泽东有所指：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
王实味希望“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发生，消灭黑暗的滋长”，他甚至警告说：如果让黑暗必然发生而不去给予防止，那么，“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
王实味等人的文章里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谁，在什么时候，这些问题的提出是有害的或者是可以原谅的。王实味等人的意见唤起了延安的，尤其是来自大城市里的文艺知识分子的共鸣，以至也激起了像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和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这样的人物的响应。[15]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出了警告；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这个决定强调了“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起草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明王实味“错误的观点，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4月13日，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做出初步检讨。之后，王实味被指责为“反党”“反领导”；5月之后，范文澜、艾青、周扬、丁玲参加进了对王的批判；6月，王实味已经成为“反党分子”“托匪”和“国民党特务”。这正是抗日战争处在艰巨而危急的关头，但延安的内部整风显得如此地充满火药气息。[16]
熟悉并且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和思想逻辑的大有人在，那些从城市陆续达到延安的文化人或者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人无疑非常熟悉他们当初的自由主义的艺术与文化生活，他们之间尖锐的学术甚至政治观点上的冲突培养了他们随意而不拘环境地提出自己观点的习惯。可是，在他们到了延安之后，他们逐渐发现这里的环境不同于城市，想象中的自由与理想天地，被革命的需要给组织化和纪律化了，他们提出的意见被认为大都是“自由化”的。在文学领域，以周扬为中心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派”继续着“左翼”时期的“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观点对立，尽管“左翼”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学艺术家进行过有意识地引导与控制，但是，那些文学艺术团体的性质以及参与人员的范围决定了灌输任何意识形态的有限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尽管在1942年5月之前的延安文艺已经普遍地表现出对延安生活的反映，但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自由观念仍然被认为是合理的。然而，自由主义的言行或者说“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在习惯于军事生活和严酷的政治现实的中共领导人和干部来说不仅是不习惯的，并且被认为是对革命有害的。王实味事件的出现引发了毛泽东必须在整风运动中扩大范围，将文艺领域里的思想也进行整顿的计划，也就是说，在政治战线、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文艺领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中国化的全面整顿。
注释：
[1] 王明回顾整风运动时写道：
凡是在苏联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以及从事理论或政治工作的人，按规定都得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凡是工农出身的人，以及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又都得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者”。这样一来，全党绝大多数领导人、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被指控为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同时，毛泽东给“经验主义者”扣上“教条主义的俘虏”和“教条主义者的帮凶”的帽子，这样就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联在一起，并证明主要打击“教条主义者”是正确的。（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2]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608页。
[3] 1942年5月25日，工作在延安的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941年下半年，当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小组的态度更加不友好了，到了11月底，发展成公开敌视。中共的高级工作人员不会见我们了。毛泽东借口工作忙，没接见过一次苏联记者，而康生则派人盯我们的梢。”（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王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录了毛泽东对苏德判断的讲话：“斯大林不能战胜希特勒。”（见《中共50年》第二章）
[4] 实际上，到了1942年底和1943年初，毛泽东对苏联记者说：“联共（布）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时不适用的，有害的。”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5]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15—816页。
[6]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17页。
[7]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
[8] 前者为有留苏背景、在30年代上海“左翼”思想界里利用马克思主义概念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家，后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运动的幕后成员，他们在使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化和系统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34页。
[10]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37—838页。
[11]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39页。
[12]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
[13] 1942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了康生等人对整风工作的汇报后明确指示：“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14]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15] 范文澜在《矢与的》壁报上号召人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徐特立则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言，认真检讨”。（参见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16] 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在1942年5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的内心不解：“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这样的问题。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无疑是个次要问题。”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记录了他二月参加的一次中共整风会议：
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把他们说成是共产党的大敌。在谩骂中一个人的名都点不出来。毛泽东在报告结束时，讲得非常乱，而且语无伦次。他警告了某些人，然后又批评了某些人，可是他讲得不明不白，虽然他说话的整个调子是恐吓性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