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在延安的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论持久战》。这篇文章具有对中日战争的预见性。毛泽东提醒人们：日本在军事力、经济力以及政治组织力方面“在东方是一等的”，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加上战争的消耗，不会实现其侵略的目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进步性以及拥有相较于法西斯力量更大范围国际力量的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尽管是持久的，但终究会取得胜利。毛泽东提示了一个现实的中国状况：“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1] 的确，与当初准备迅速结束战争的设计相反，日军对武汉的占领仅仅是表面的胜利，之后由于战线的延长和守持城市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满足，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是日本人能够估计到得了，为准备之后的战事，日本将军甚至使用了“百年战争”这个词汇。
在《论持久战》里，毛泽东指责国民党内存在着“亡国论”或“再战亡国论”，强调了中共和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的进步性。的确，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开始不过30000人，武器配置远不如国军，基于势力和策略，中共将部队主要放在非正面战场的山区，以及日军占领区——建立敌后根据地，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而进行游击战[2]。1937年11月，各个根据地联合成立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建立了临时行政委员会，尽管一开始国民党并不知晓，但这个地方政权对日军起到牵制的作用，所以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到了1938年底，边区范围包括70多个县，人口近1200万。次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进入中国的北部和华中地区。直至1940年，八路军已经增至150个团，共计40万人，控制区（解放区）人口达到了4000万人。无论如何，中共拥有自己的军队——虽然它表面上听命于国民政府，这构成了根据地土地改革的基础，只要在改革措施中让更多的人获得利益——中共就会得到支持巩固自己的领地，当然，发展党的组织和自己的队伍，是中共的重要工作，一切工作按照中共意志执行，不受国民党的命令的影响——尽管这完全不符合蒋介石一开始对中共提出要服从国民政府的政令与军令的规定。1939年，日军的确也注意到中共军队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组织，正如日本军方的文件所描述的那样：“今后华北治安的癌即为中共党军，如何击溃此一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之上的抗战组织，实为现阶段治安肃清的根本。”[3]
无论如何，“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也曾希望委托英国、美国以及德国乃至法国大使居间协调。胡适在7月31日的日记里还记录了蒋介石约请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和他自己吃午饭，讨论与日本保持外交路线的可能性。11月起，日本方面因为没有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事实，而委托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日中关系。当蒋介石于12月2日在南京展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上拒绝了陶德曼的调停之后，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意味着日本不再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谈判，战争将持续到国民政府崩溃，两天后，双方各自召回大使，两国外交关系彻底断绝。2月下旬，蒋介石安排年轻能干、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问题有研究的外交官高宗武（1905-1994）去香港，负责对日联络和收集情报工作，以应对未来的任何可能——和谈仍然是不放弃的路径之一。本月，高宗武安排兖州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去日本，“刺探敌国大本营最高当局对话真实态度”。董带回日本 参谋本部 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给曾经在日本的同学何应钦与张群的信。4月，高将信给了蒋。之后，蒋介石所托提出的谈判条件没有得到日本军方的任何理会。6月初，高受当时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的激励，从汉口飞回香港与南满铁路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Aki Nishiyoshi）商议推举同持与日本求和立场的汪精卫谈判[4]。同月，高宗武在没有告知蒋介石的情况下擅自飞往东京，在与日方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实力人物的会谈中，高的信息让日方产生一个判断，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推动和平主张受阻，并希望从政府外部来实施和平运动，这应该是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次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在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的基础上，制定《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采取“使蒋介石垮台”并“启用中国第一流人物”的方针。尽管一开始汪精卫否认了单独与日本谈和的可能性，但到了10月21日，汪精卫告诉英国路透社记者，“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条件而定”[5]。10月底，梅思平（1896-1946）带回的日方文件让汪精卫已经清楚了日本对他的态度：脱离重庆，另组政府，并明确了基本的谈判条款。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亲王发表一个有五条内容的声明：“建立亚洲新秩序。”但是，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这是日本对统治亚洲的野心，尽管其中“联合防共”对于国民党具有诱惑力，但是，蒋介石与汪精卫讨论过如何处理对日问题，前者坚持通过抗日来阻止中共的发展，后者则认为只有与日本合作才能够真正对付中共。11月20日，汪要高宗武和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祯昭密谈，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当德国广播称汪精卫代表军事委员会12月18日离开重庆与日本商谈和议时，蒋介石还于12月27日向媒体辟谣：“吾人应知日本军阀之伎俩，威胁利诱，挑拨离间，无所不为；汪先生立身处事，真挚光明，国人共见，此数年来为党国为抗战，任劳任怨，尤为中央同人所深知，更为中正个人所深感⋯⋯”[6] 然而，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了倡导与日本和议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艳电。该信宗旨为：鉴于日本政府12月22日调整之后的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7]，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提议与日本进行和议。汪精卫如此热衷推动“和平运动”，除了声称的原因与目的——建立基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和平政权——外，也许有与蒋介石进行政治权力博弈的意图，他指望用新的中央最终去替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1939年1月1日，国民党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5月，汪与周佛海等人商议在南京建立政权；6月初，汪精卫、周佛海和高宗武赴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合作建立南京政权，在国旗设计上日本不同意继续使用青天白日，以致双方交涉数月；9月19日与20日，汪精卫与之前在日本支持下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领王克敏和梁鸿志会谈，商议合并确立新中央政权；12月30日，汪与日方在上海签署密约[8]。让汪和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一直参与和平运动的高宗武与 陶希圣 在汪精卫政权即将成立之前，于1940年1月21日通过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汪日密约”的具体内容，举国哗然，日军的侵略在中国国土内早已激起全国民众的民族仇恨并造成了数十百万生命的伤亡，这时，很少人愿意相信与日本还有平等和谈的可能，密约中的条款显然激起了人们的普遍愤怒。1940年3月30日，受日本支持的汪精卫政权同样以“国民政府”之名在南京成立，汪把这个称之为“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主席台的中央仍然悬挂孙中山的肖像，汪继续坚持“五院”的设立，汪为行政院长，这让人联想到20年代武汉国民政府的情况——即试图复制一个新的国民政府。年底，汪精卫还召开了他的国民党的“第六届三中全会”，他说，他的国民党的宗旨是：对内实现和平，对外与日本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9] 之后几年里，这个政权显然时时处处受制于日本。
1939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贷款、武器、军事顾问，这助长了蒋介石的主动进攻日军的战略。秋天，长沙会战逼迫日军撤回原防，鼓励了蒋介石将这个进攻战略实施到了冬天，冬季战事中国军队的攻势让日军死伤数万人，12月桂南昆仑关战役，中国军队取得阵地战与攻坚战的胜利，进一步让日军认识到在中国战争的时间还非常漫长，但战事的最终结果非常失败（宾阳），以致冬季攻势没有实现当初的目标，1940年的战场完全呈现出僵持的状态。
1940年，日军为阻止对中国的国际援助，轰炸滇越铁路，并逼迫英国封闭滇缅公路，同时，日军为进军中国首都重庆也向宜昌发动进攻，6月14日，宜昌沦陷。加上日军从1938年开始对重庆进行持久的战略轰炸，日军试图对抗日的大后方构成全面的精神震慑与破坏。不过，由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发起对正太铁路的破袭战即与20万日军和15万伪军进行100多天的“百团大战”（8月20日至12月5日）大大鼓舞了人心[10]。另一方面，百团大战集中了中共的所有部队，即105个团共计20万兵力，八路军伤亡数万，军力的消耗导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反击日军的扫荡，之后中共军队便很少进行大型战役，日军了解到中共的力量与利用民众（民兵与游击队）的策略，加强了华北的治安措施，日军不再将民众与军人进行区分，对华北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在之前中共建立地方政权和组织的地方实施全面武装占领，以致根据地的面积明显减少。战争呈现出的持久状态将社会与经济以及人们的心理引入了严酷的困境，尤其是涉及民生与前线士兵的粮食方面，高涨四倍的米价指数导致民众普遍恐慌。
1941年，国共因“皖南事变”而关系出现紧张，影响到抗日军事力量的稳定；苏联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也与后者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甚至也同意日军对东北的占领，这意味着苏联停止对中国包括军火在内的一切援助，国共之间新的紧张对立和冲突进一步恶化。同时，当香港沦陷之后，内地能够获得的物资变得越来越稀少，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中国在9个月后由于日美战争的爆发而得到美国的援助。9月，日军发动试图消灭国军第九战区主力的长沙会战，结果仍然是日军与国军各自恢复到战前的态势。
注释：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11页。
[2] 根据林彪于1941年在苏联疗养时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表明中共在战争的一开始尽量避免与日军作战：“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复，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转引自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3] 防卫厅战史室（日）：《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6月，第352页。
[4] 6月27日，在香港浅水湾饭店，西义显，董道宁，伊藤芳男，高宗武，松本重治，影佐祯昭六位希望促成停战和平的中日人士再次举行会谈。松本在书中欷歔道：“这是战争期间，所谓敌对国人士的聚会，同时也是同志间的聚会，令人感慨。”
[5] 转引自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6] 1938年12月28日香港《申报》。
[7] 媒体刊录汪精卫所称的“阐明”内容：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之外法权，俾中国能完全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权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立，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和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讨各种具体方案。（1938年12月31日香港《申报》）
[8] （一）日支满三国提携，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原则。（二）日本派遣顾问于新中央政府，以协力于新建设。（三）为日支共同防共，日本军队得屯驻于华北及蒙疆各要地。（四）承认事变以来之既成事实，及随情势推移之事态存续。（五）新中央政府赔偿事变以来日本在华所受权利利益之损失。
[9]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去世，陈公博继任行政院院长兼代理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次年日本战败投降，该政权解散。主要成员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以叛国罪论处。
[10] 该战役虽然因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获得了国民政府以及全国媒体的普遍赞誉，但是毛泽东认为消耗了太多中共的军力，并将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了八路军，不利于中共的成长。